穿越花海寻旧梦
□雪樱
我邂逅朱天心的文字,源自阿城。阿城说:“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是仅见的……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朱家“盛产”作家,此言一点不虚,朱天心的母亲刘慕沙是日本文学的汉文翻译家,而天心的先生谢俊才(笔名唐诺)也是好作家、好编辑,女儿谢海盟从事电影编剧和写作。
后来,读过《击壤歌》《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那个“莫名大志”走下去的朱天心,深深撞击着我的心灵。如今,当我捧起这本最新推出的《三十三年梦》,我竟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朱天心还是写小说时的大志少女,怎么一下子变成耳顺之年执笔回望的父辈人了呢?就像杨照所写,三十年前的淡水重建街,窄小曲折的巷道,前前后后走着的我们,就像是那带点豪气、带点嚣张、横排一字走在津头的少年们。所以,这本文学回忆录,是穿越京都花海寻梦,寻找被天心称为“胡爷”的胡兰成,曾做导游带着他们赏樱花、拜老友,在日本最好的时代,寻找“年少春衫薄”的自由之梦。
所谓莫名大志,即其崇尚的自由行走、秉承的价值判断以及说“不”的自由,不写的自由和不认同的自由:“不绝为读者为市场写,不须为出版社写,不须为评论者和文学奖而写,以致可以诚实地自由地面对自身时有的困境”。她从未抱持彻底、简单的全盘接受态度,自由地拒绝任何标准答案,在辩论中保持泾渭分明,“我非常在意人格与作品之辩,因至今我仍相信,此二者不可能可以断裂的,人好都未必能写出好作品,但人格自私卑劣扭曲阴暗的,终有一天无以为继的。”
1979年,朱天心第一次日本行,同行的还有朱天文、三三社团成员仙枝,在一屋一瓦中她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光影,“我一次忆起前生事,是宋或元的行者某吧,往来交游,逍遥散诞,几年无事傍江湖”。显然,“不够熟、不够喜欢的人,是不会与之一同游京都的”。此后,她一次次开启京都之旅,与父母,与唐诺、女儿,与友人张大春、宏志等等。父亲病逝后,她变成“失心疯”,每年小年她就背起行囊直奔京都。胡爷不在了,她去坟前留个纸条,按照巡礼路线游览,追忆“胡爷带我们看的日本”:“我把京都当做是我的时间胶囊,把友人存取于此。因此要寄放的尚有……名单其实忍不住偷偷增加。”
“有些花有些记忆是被胡爷烙了印的。”京都是胡爷的京都,也是天心、女儿盟盟的京都。然而,每一次京都之旅,都是穿越天心的价值判断,也可以说,她是用文学内力穿越多变的世界,寻找精神失衡后的自由。用日本友人仙枫的话说,天心是“采四海之花酿酒,不知成不成”。可以看出,天心所寻觅且自证的是文学的初心——抛开世俗纷纭,远离喧嚣尘世,做文学的骑士。
如果说村上春树热衷跑步,是积极地选择磨难,将人生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天心大半生的京都之行,则是忠诚地、坚韧地穿越变幻的时代,安放自由的老灵魂。就像与她休戚与共的猫咪橘子,患有气喘、鼻塞,离开她不能超过八天,超过了便无法负荷地突发重病,“橘子呀,我独活。”看到这一句,我心里一动。后来,橘子被流浪狗袭击,种种急救没能留住,为了报仇天心召集众友欲麻醉捕捉流浪狗,以失败告终。“直到某一天,我突然有所领悟,橘子最后切切告诉我的是,天心我做到了,你一直教我的,英勇。”英勇,原来才是潜藏在天心内心的精神源头,英勇不是以强击弱,而是站成不屈而独特的人生,橘子做到了,隐喻着某种坚守。如胡爷曾对她说过的,“我有大愿未了,不可以老,不可以披发入山。”天心的“大愿”“大志”亦是文学的信仰,在残酷的现实中磨砺自我。我相信,这本文学回忆录不是“剧终”,因为天心依然穿梭在京都的四季中,烟霞垂樱,灵魂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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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邂逅朱天心的文字,源自阿城。阿城说:“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如果没人能举出另外的例子,我要说这在世界是仅见的……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朱家“盛产”作家,此言一点不虚,朱天心的母亲刘慕沙是日本文学的汉文翻译家,而天心的先生谢俊才(笔名唐诺)也是好作家、好编辑,女儿谢海盟从事电影编剧和写作。
后来,读过《击壤歌》《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那个“莫名大志”走下去的朱天心,深深撞击着我的心灵。如今,当我捧起这本最新推出的《三十三年梦》,我竟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朱天心还是写小说时的大志少女,怎么一下子变成耳顺之年执笔回望的父辈人了呢?就像杨照所写,三十年前的淡水重建街,窄小曲折的巷道,前前后后走着的我们,就像是那带点豪气、带点嚣张、横排一字走在津头的少年们。所以,这本文学回忆录,是穿越京都花海寻梦,寻找被天心称为“胡爷”的胡兰成,曾做导游带着他们赏樱花、拜老友,在日本最好的时代,寻找“年少春衫薄”的自由之梦。
所谓莫名大志,即其崇尚的自由行走、秉承的价值判断以及说“不”的自由,不写的自由和不认同的自由:“不绝为读者为市场写,不须为出版社写,不须为评论者和文学奖而写,以致可以诚实地自由地面对自身时有的困境”。她从未抱持彻底、简单的全盘接受态度,自由地拒绝任何标准答案,在辩论中保持泾渭分明,“我非常在意人格与作品之辩,因至今我仍相信,此二者不可能可以断裂的,人好都未必能写出好作品,但人格自私卑劣扭曲阴暗的,终有一天无以为继的。”
1979年,朱天心第一次日本行,同行的还有朱天文、三三社团成员仙枝,在一屋一瓦中她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光影,“我一次忆起前生事,是宋或元的行者某吧,往来交游,逍遥散诞,几年无事傍江湖”。显然,“不够熟、不够喜欢的人,是不会与之一同游京都的”。此后,她一次次开启京都之旅,与父母,与唐诺、女儿,与友人张大春、宏志等等。父亲病逝后,她变成“失心疯”,每年小年她就背起行囊直奔京都。胡爷不在了,她去坟前留个纸条,按照巡礼路线游览,追忆“胡爷带我们看的日本”:“我把京都当做是我的时间胶囊,把友人存取于此。因此要寄放的尚有……名单其实忍不住偷偷增加。”
“有些花有些记忆是被胡爷烙了印的。”京都是胡爷的京都,也是天心、女儿盟盟的京都。然而,每一次京都之旅,都是穿越天心的价值判断,也可以说,她是用文学内力穿越多变的世界,寻找精神失衡后的自由。用日本友人仙枫的话说,天心是“采四海之花酿酒,不知成不成”。可以看出,天心所寻觅且自证的是文学的初心——抛开世俗纷纭,远离喧嚣尘世,做文学的骑士。
如果说村上春树热衷跑步,是积极地选择磨难,将人生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天心大半生的京都之行,则是忠诚地、坚韧地穿越变幻的时代,安放自由的老灵魂。就像与她休戚与共的猫咪橘子,患有气喘、鼻塞,离开她不能超过八天,超过了便无法负荷地突发重病,“橘子呀,我独活。”看到这一句,我心里一动。后来,橘子被流浪狗袭击,种种急救没能留住,为了报仇天心召集众友欲麻醉捕捉流浪狗,以失败告终。“直到某一天,我突然有所领悟,橘子最后切切告诉我的是,天心我做到了,你一直教我的,英勇。”英勇,原来才是潜藏在天心内心的精神源头,英勇不是以强击弱,而是站成不屈而独特的人生,橘子做到了,隐喻着某种坚守。如胡爷曾对她说过的,“我有大愿未了,不可以老,不可以披发入山。”天心的“大愿”“大志”亦是文学的信仰,在残酷的现实中磨砺自我。我相信,这本文学回忆录不是“剧终”,因为天心依然穿梭在京都的四季中,烟霞垂樱,灵魂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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