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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的药方救不了油腻的中年

     □王昱
  最近,作家冯唐一篇自我检讨的文章《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在网上刷屏之后,“油腻”一词竟然成了热词。甭管冯唐的论调遭到了多少反驳,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油腻”这个词儿之所以走红,是因为它确实准确地点出了时下很多中年男人的那种状态——温饱不愁却又斗志已丧,只能油腻腻地腻在自己的生活层次里,以至于自己看自己都觉得恶心。
  中国男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遭遇中年危机的?这事儿没人严肃考证过。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连“中年”这个概念似乎都是个舶来品:中古时代的中国是没有“人到中年”这个说法的。古人一旦过了36岁一般都自称“老夫”,从青年一步跨入老年——苏轼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开头就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其实据考证,写这诗的时候,他大概也就38岁左右,放到今天,也许刚刚进入“中年”的序列而已。
  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转投到西方,会发现人家的中年生活似乎一点也不油腻——在十九世纪,英国最流行的婚姻制度就是所谓“中年婚姻”,英国当时大多数中产阶级男性要到40岁左右才会结婚,娶一个至少比自己小20岁的少女。这种今天看来无异于“老牛吃嫩草”的行为,在当时英国人的眼中却天经地义,因为当时大英帝国正在工业革命的助推下达到全盛期,导致中产阶级精英们往往被要求在40岁以前投身于创业、从军,为国家和个人开疆。
  与英国相类似,美国的中年男人也非但不油腻,反而被视为最成熟、最性感的群体。君不见好莱坞大片中,那些拯救美国、拯救世界的主人公一般少有毛头小伙子,反而多是人到中年、拖家带口的帅大叔。美国人看着这些体力已过了全盛期的中年男人上天入地、勇斗反派,却丝毫没有违和感。显然,他们觉得男人的中年就应该活成这个样子。
  西方人这种“中年人应该很帅”的观感,其实是一种来自于他们文化传统的群体心理投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一个公民到达35岁,意味着他已经基本服完了公民所需服的兵役,将卸下戎装,穿上托加袍,更频繁地出入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在政治上尽他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因此,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中年公民群体其实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石和形象代表。今天,当我们回想那个辉煌的古典时代时,会本能地想到雅典的梭伦和伯利克里、罗马的恺撒和屋大维,浮现在眼前的是一张张中年男人在广场上、公共集会中雄辩的脸庞,他们饱经风霜却并未衰老,备尝世故却仍怀理想,他们并不油腻,反而通身散发着一种中年人特有的睿智和英气。这个群像,是构成西方男性人到中年却依然昂扬向上的心理基座。
  类似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的先秦时代本来也同样存在,《礼记·曲礼上》有言:“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可见,要求男性“人到中年”后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是先秦时代的传统。然而,这种传统在秦建立大一统王朝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随着皇权挤占了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不少中年男人开始显得越发沉默、缺乏主见。随之而来的早衰,让他们开始提前自称老夫——而与之相对的是,将权力都收缴上去的皇帝本人却出现了“中年过剩”的现象,即便少年时代登基,也被要求像个中年人那样成熟、稳重,直到垂垂老矣、生命终结,却依然觉得人生不够,直呼“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
  好在,这种谁也落不着好的皇权结束了,于是中国男人的中年又回来了。不过,你用心观察一下,会发现时至今日,很多中国男人依然在用古人“老夫”的心态度过中年。他们丝毫不关心公共事务,对社会现象的意见也随大流:高端一点的还会聊几句经济形势,鄙俗一些的只会就着抗日神剧痛骂小日本,或者干脆讲几个黄段子。说到底,其实他们也并非真的关心这些话题,其所真正在乎的,也只是怎么让自己的小日子再往上蹦一蹦的家长里短——这种对私生活关注已然过剩的日子,又怎能不油腻呢?
  对于“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猥琐男”,冯唐在文章中开了不少药方,诸如“多锻炼身体”“多读书”“多出去旅游”。说实话,看下来之后我觉得很失望。我很难相信这是一个眼下在中国还小有名气的作家开出的药方——即便你把身板练得像施瓦辛格又如何?施瓦辛格到了中年时,也不再靠健美吃饭,而开始竞选加州州长了。
  依我看,治疗“中年油腻病”的药方,不在冯唐手中,而在鲁迅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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