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育飞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我们怎样做父亲》,由改革家庭谈到了教育问题,他以为“觉醒了的父母”应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多年以后,教育学者张天麟认为“中国不患物贫而患心穷”,历时近十年,写了一部《中国母亲底书》,提醒父母尤其是母亲,遇到教育问题要了解儿童的心理,要获得他的心。这本书1948年由正中书局出版,当时反响颇大。
写这本书的张天麟先生曾任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是20世纪颇有名望的一位教育学者和德语文学研究者。
张天麟本名张天彪,字虎文,1906年出生于济南,因为曾参加国民革命,借堂兄的名字作掩护,从此用了一生。1924年入济南正谊中学就读,其时季羡林是他的同班同学。1928年参加“济南惨案”后援团赴北京、上海等地宣传抗日。1929年主编《民权导报》和《五三日报》。1932年考入中国大学哲学系,次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德语系,师从中国德语研究先驱杨丙辰,与同乡的李长之和季羡林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936年张天麟从北京大学毕业,于1937年赴德国留学。其间,张天麟结识德著名汉学家弗兰茨·库恩。
1946年,张天麟和季羡林一道回国。《季羡林归国日记》就记载了1946年他们从香港奔赴上海,最终抵达南京的故事。如1946年5月12日记载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我就同虎文、西园(张天麟妻子)到一家山东馆子去吃锅贴。吃完又冒雨到华人街去买雪茄烟,买完,我同虎文到六国饭店外面去拿面包,又坐电车回来去买了五十个咸鸭蛋。”
不久,张天麟即任教育部国民教育司帮办(副司长),并在北京大学教育系当教授,1948年曾短暂代理系主任。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北京大学一次教授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关于我国教育学方面的问题,请张教授发表意见。”1952年后,张天麟在北师大保育系任教。
张天麟对儿童教育很早就关注了。1931年,他开始在《小朋友》杂志发表童话和散文。1946年回国后,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儿童科学杂志》《教育通讯》等刊物发表《“教育即生活”新释》《建立中国的保育制度》《中国师范教育的改造》《幼稚园教学原理》等论文和随笔。
张天麟虽留下诸多教育学论文,但他的代表作无疑是《中国母亲底书》。
关于这本书写作的缘起,张天麟在书的《前言》中提到,1938年冬天在柏林大学教育系研究班读书,导师斯普朗格教授给他布置了课题研究,在研读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著作时,张天麟为裴氏学说所折服,浑身血液沸腾,数次落泪。
当他读到裴氏论“国民的无知”时说“这种民族可怜的不幸,非永远根除不可”,张天麟恨不能飞回祖国,他回忆起自己多年来革命、学哲学、出国留学的动机,似乎觉得裴氏在他耳边说,“真正决定人生的教育,绝不在大学时期,也决不在高深的学术之中,而唯有在家庭环境之内。”又说,“家庭中的哲理,乃是人生教育的树身,其他一切人生知识,学术研究和高尚的使命等等,不过是树身上发生的枝叶而已”……这些问题促使张天麟思考,“中国文化究竟为什么没有进步?”“中国为什么积弱如此?”这也便是他写作《中国母亲底书》的动机。
在这本书中,他主要想解决的问题包括:如何将实际的教育经验运用到本书中；怎样把欧美的儿童教育心理学说吸收过来；外国的经验、学说如何中国化,如何确定中国儿童与外国儿童在心理和教育上的区别,包括采用什么方法等；古今中外关于儿童的心理特征,究竟哪些是变的,哪些是不变的。
为了解决这几个问题,张天麟一方面通过观察自己的儿子张文和外国儿童去积累经验,同时他花了一整年时间呆在柏林大学图书馆,阅读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和各类外国学说。至1940年,本书大纲基本成型,导师给他的意见是注意家庭教育中的“潜移默化”。
这本书受裴氏影响巨大,1946年1月12日,瑞士总统举行纪念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诞辰二百周年纪念会,张天麟曾到裴氏幼时摇篮处,默谢裴氏给他的启迪。会上他所作关于裴斯泰洛齐的学术报告,并引起专家的重视,美国裴氏基金委员会主席接受他为该委员会的委员。1947年本书完稿,1948年由正中书局出版。
全书共分八章,其中第七、八两章占据全书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他对儿童教育的诸多话题,包括先天禀赋与后天培养、意志与性格、命令与服从、强迫与自由、惩罚与奖励、道德与良心、言语与闲话、幻想力和讲故事、游戏与工作、性教育等都有精到论述。
尤其在“操心的孩子”一章中,系统地对执拗、说谎、顽皮、挑吃等30多种所谓儿童的“毛病和没出息”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并非所谓毛病,许多是天性,但在后天的教育中可以矫正。对特殊儿童,他区分了“发展特殊的儿童”和“环境特殊的儿童”,将先天问题和后天问题区别开来去对待,这在当时学界都是不曾关注的。
以“说谎”为例,张天麟认为:“遇到孩子说谎话,大人的态度要严厉,但不要谩骂。要设法解决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人必须先获得小孩子的信任。凡是小孩子相信的人,无论是老师或父母,可以开诚布公地单独同他讲话。不要在其他的人面前提这件事情,以免使他难堪,伤他的自尊心。总之,大人遇到这样的问题要了解儿童的心理,要获得他的心,要解救他的心,并且要提高他的心。”
在当时,《中国母亲底书》一书无疑提供了系统的育儿理论且具有前瞻性。即便从今天的眼光看,张天麟将整个儿童的教育从母亲的观念、胎教等方面入手,延长了家庭教育的理念,也值得肯定。如今学前教育研究仍然对于幼儿出生前的时段是否纳入学科关照犹豫不决,张天麟这种完整的教育观,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呢?其由母亲的视角出发(其实是父母),去看待儿童的培养、去撰写学术的著作,是否能给学界成果的科普带来一些启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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