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源阁旧影
上周六的大众讲坛上,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主讲故宫文物南迁,1万余箱故宫宝贝“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里路,历时14年光阴”的波折让众人惊叹。殊不知,作为清代著名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其30余箱精华也曾于风雪漫天中由聊城运至禹城,后改火车秘密运抵天津。
聊城杨氏海源阁为北方图书之重镇,是可与江南“天一阁”相媲美的著名私家藏书楼。主人杨以增,博览群籍,性无他好,专一嗜书。杨以增与其子杨绍和、其孙杨保彝访求典籍,不遗余力,故父子祖孙三代累计藏书208300卷,宋元珍本竟达469部之多,书海中旷世鸿宝甚多,其最精者为宋版“四经四史”。道光二十年(1840年)筑阁藏书,名“海源”取《礼记·学记》“先河后海”之语,寓慎终追远之思。”
海源阁书屋长年深扃,不轻示人。《老残游记》第八回写老残前往东昌府看柳家藏书,这“柳家”即影射杨家。老残来到那里,“方知这柳家书,确系锁在大箱子里,不但外人见不着,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得见。”便题壁一首,诗云:“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琅嬛饱蠹鱼。”虽是小说家言,却也是记实。
民国以后,海源阁的藏书先是遭人巧取未成,后遭匪徒劫掠。1916年前后,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广求宋元旧本、古刻名钞。他对海源阁藏书觊觎已久,苦于无从下手,最后想以厚利饵之,乃派同乡丁子文充东昌烟酒公卖局局长,意在购买杨家古书,无奈历时一年,终未办到。后来,袁有一友宋世男,夸口说能办到此事。某日,这位盟兄持着一部宋版《易经》和一块西装料子来到杨宅,在杨夫人面前鼓起三寸妙舌:“我有一部宋版《易经》,今送来可与府上的四经配齐。这样,五经都是宋版,世间少有。如今袁二公子思宋版书甚切,价钱多寡不拘,府上何不趁机出让几部,顺便也可讨官,真是大好事。”杨夫人听罢,当即婉谢。宋不甘心,又致函唠叨,夫人遂复一书,意谓我有保存之责,断不敢出卖。如有人以威力相加,也只有付之一炬,并以身殉之。宋讨了没趣,知道巧取无望,只得怏怏而去。
此后,中原军阀争战,地方土匪肆虐。1929年7月土匪王金发攻陷聊城,“司令部”即设在杨宅内,乌合之众中有樊天民、杨道南二人系晚清秀才,颇知书本,于是为王金发掠去不少宋元善本、金石书画。匪徒夜眠以书作枕,拭桌、擦灯无不以书代之。宋本《史记》一册与狼藉乱纸相杂；黄荛圃手校宋本《蔡中郎集》竟抹鸦片烟签,膏涂满纸,甚至炊火以书代薪,因古书不易燃烧,遂愤言:“谁说这些书可贵?烧火都不旺!”令人可叹的是,就是在此种情形下,杨家仆役仍严守“向不登楼”之家规,任其凌乱,不敢触书。稍感欣慰的,是阁后正厅及东西屋藏书尚未殃及。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岂料翌年4月匪徒王冠军又占据聊城,王匪早已觊觎杨氏藏书之富,自天津物色一精于古籍号称“九爷”者来聊,此人身长清癯,留八字胡,居月余,为王匪尽拣善本装八大箱,又以“查匪”名义,穷搜城里民家,凡金石古玩一网打尽,悉数运往其河北保定老巢。尤为可恨的是,聊城县长王克昌(天津人)不仅不护民守城,反而与王匪沆瀣一气,分羹一杯,亦得珍品若干,名副其实的官匪一家,此为二次遭劫。
其时,海源阁第四世主人杨敬夫已于1927年移家天津,在租界里作了“寓公”。故里遭劫,乃派其管家邓雨生回聊善后,邓将劫余之残书分装50余箱,运至济南经五路纬一路东兴里寓所保存(这些书后来多入藏山东省图书馆)。至此藏书四处散失,人去楼空,海源阁已成书林中一梦影矣!
然而,不幸中之大幸的是,就在海源阁第一次遭劫之前一年,即1928年寒冬,杨敬夫回乡,将藏书最精华部分装30余箱,于风雪漫天中雇汽车一辆,由聊城运至禹城,后改火车秘密运抵天津寓所。1931年,“九一八”后,杨敬夫生活拮据,经北京琉璃厂藻玉堂经理王子霖介绍,将这些宋元珍本以8万元押入天津盐业银行(时每44斤面粉售价一元)。当时杨将这笔巨款向济南成通纱厂投资2万元,又在津置房产多处,还向河北密云、昌平的天兴金矿(后被日本人没收)投资,自己则兴办了一家“榘先进出口公司”,可惜经营无方,不久,便赔进4万多元。
两年后,押期渐近。显然,杨敬夫已无力赎书,藏书将被银行处理。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奔走呼吁,遂有藏书家潘复(山东济宁人,晚清举人,曾任山东实业司司长,后官至内阁总理)联合张廷谔、常朗斋等人,组成“存海学社”集资还上银行欠款。从此藏书归学社集体所有,七七事变爆发,到抗战胜利以前,八年之中,日本人与汉奸几次阴谋,欲图藏书,幸亏学社诸君子多经艰难,巧于周旋,使日本人终未能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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