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
玉器纹饰
良渚考古遗址公园(新华网发)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九龙
发现五千亩大城
工程量顶俩金字塔
良渚文化位于太湖流域,按照中国古人的观念,只有中原地区才是文明之邦,长江以南皆是蛮夷之地,太湖流域自然也不例外。
上世纪30年代,有两件事对这种观念促成了挑战。其一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淞沪抗战,日寇将战火烧到长三角,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其二是史前考古学在中国兴起,加上当时江浙多出财团,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想为当地的史前文化正名。
1936年,西湖博物馆正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了方便记录地层信息,博物馆把25岁的施昕更派到了考古现场。施昕更的专业是地质矿产,除了绘图,经常进行野外岩石标本采集。
到了现场,见到出土的石斧等文物,从没接触过考古的施昕更竟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施昕更是良渚人,在他的故乡,这些石头早已司空见惯。他敏锐地感觉到此事非同一般,第二天便回到良渚展开调查,果然有所收获。此后他又多次展开调查,并将发现汇报给博物馆。
当年12月23日刊发的《东南日报》,出现了题为“西湖博物馆在杭县发现黑陶文化遗址”的报道:“西湖博物馆馆员施昕更,最近因调查杭县地质,在该县境内,发现黑陶文化遗址多处,遗址见于距地表约二公尺之池底,包含于黑色淤土层之内……考古学家认为远古东方之固有文化,为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重要分子,时代在殷商以前。”
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良渚文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盗掘出土的良渚玉器被认为是周汉之物,良渚出土的黑陶则被视为北方龙山文化南渐的结果。
195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命名了良渚文化。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姆渡遗址等被发现,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南方地区的史前文化。1986年,良渚反山墓地的发掘震惊世界,11座墓葬竟出土了3000多件玉器,显然这些墓葬的主人生前身份异常显赫。
随后,在周边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良渚时期遗址点被发现。1992年,莫角山遗址中心发现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当时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称,中国还未发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夯筑基址、如此复杂而高超的夯筑技术。他分析认为,莫角山上曾经矗立的大型建筑是礼制性的高级建筑。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又在北部靠山位置通过卫星图发现了5公里长的水坝遗址。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2007年,距今5000年、规模恢宏的良渚古城重见天日,经专家考证,这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营建最考究、配置最高级的古城,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换算下来,古城面积约五千亩,周长六公里,有四个故宫那么大。类似的古遗址中,陕西仰韶遗址仅有36万平方米,河南殷墟遗址不过65万平方米,即便是疑似“夏都”的山西陶寺遗址仍比良渚小10万平方米。
经过80余年的考古,考古工作者在良渚揭示出一处超大型都邑性遗址,其规模不亚于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的都邑性遗址。古城遗址主要由城址区、水利系统、郊区聚落三部分组成,占地面积达100平方公里。城址区及水利系统均为人工堆筑而成,土石方总量达1005万立方米,几乎是同时期埃及胡夫金字塔的一倍,工程浩大,无疑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建设。
出土大量刻画符号
文字史得到世界公认
良渚遗址距今4300—5300年,存续时间约1000年,这相当于中原的仰韶时代晚期。从考古学上来看,良渚与北方的仰韶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并行了1000年左右,而在良渚还未诞生的3000年前,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就已经存在。另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也在良渚文化诞生前已经存在了1000年。所以从存在时间来看,良渚文化只能算中规中矩,为什么就成了中华文明五千年之实证了呢?
西方史学界普遍推崇格林·丹尼尔提出的衡量文明标准。该标准需要同时满足三点,即城市、仪式、文字,其中最容易被时间所湮灭的是文字。据此判断,过去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苏美尔文明最早形成,古埃及文明其次,哈拉帕文明再次,中华文明最晚。
这是因为,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尼罗河埃及的象形文字、两河苏美尔的楔形文字被认为有五千年。而以文字记载为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历史仅能溯源到公元前841年,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的周厉王共和元年,至今不到三千年。此前的三皇五帝阶段,西方史学界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只能视作神话传说。
这种情况在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后有所改观,但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仍没超过三千五百年。即使是通过“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考证,中国历史只定格在公元前2070年夏朝禹王丁巳年,距离五千年还差一千年。
其实,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系统的文字,稍有点推理能力就能知晓,在此之前,中国古人必然已经有了文字。仰韶、红山、龙山、大汶口、宝墩、屈家岭等众多史前遗址中,有二十余处发现有类似文字的骨刻、石刻、陶刻、泥刻等数以千计的符号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只不过因为数量较少,研究难以深入,作为证据尚不够充分。
直到2013年,良渚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了大量刻画符号。很快,全国古文字研究专家们齐聚良渚,对此进行论证。在这次出土的器物中,有240余件器物发现了刻画符号,专家认为这是良渚早期文字的印记。
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曾根据甲骨文和金文进行比对,将其中的几件陶器释读、破译为“朱方戋石,网虎石封”,即“朱姓人到石地,用网捕虎”。虽然,已发现的良渚文字不如西方象形和楔形文字关于帝国王朝系列记录那样完整、系统,但按语言符号学的原则,这些符号已具备了语意和语义所指的表意全部要素。无疑,这是人类文明社会传递信息的独特表意方式。随着良渚古城成功申遗,这一判断已经得到了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可。
不过,以格林·丹尼尔的标准来衡量文明是有缺陷的,比如地中海米渃斯文明,因“线性文字A”文字至今未破译,难道就不是文明?再如印度河哈拉帕和南美的玛雅文明没有文字,难道也不是文明?事实上,上古时期人类智力和智能已与今人无异,他们在世界各地集聚而发生发展的各种文明形态均已达到很高水平,在发展中也是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如果以格林·丹尼尔的标准衡量文明,仅剩埃及和两河两个孤独的案例,世界岂不无趣。
“玉琮王”惊艳现世
玉文化渗透中华大地
在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之际,7月16日,“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特展将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正式开展,五千年前的良渚玉器,将首次进宫展出。
玉器,是良渚文化最杰出的物质成就之一,其数量、体量、种类以及工艺达到了中国史前琢玉水平的巅峰,反映了良渚文化高超的艺术成就。据统计,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玉器7000余件,主要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分等级墓地中,出土玉器主要器形包括:玉琮、玉钺、玉璧、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饰、玉璜、冠状饰、柱形器,以及玉镯、圆雕玉鸟、玉织具、玉纺轮等。玉器的材质以透闪石和阳起石为主。一些玉器刻有纹饰,以神人兽面纹为主,也有鸟纹、龙首纹。
数量多、体量大,但良渚玉器最为世人熟悉的当数玉琮。近些年来,浙江省博物馆珍藏的“玉琮王”,几次亮相大型文博热播节目,一时间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它于1986年发掘于反山墓地,通体高8.9厘米、器重约6.5公斤,相当于一个大西瓜的重量,形体宽阔硕大,圆度极为规整,器表光洁如镜,是目前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因此称为“玉琮王”。
发现“玉琮王”之初,考古人员并未过多地关注玉琮上的纹饰。随后,“玉琮王”被送往文物库房进行编号、拍照。照片冲洗出来后,一位摄影师惊奇地发现“玉琮王”上竟然刻画着一幅幅头戴羽毛发冠、骑在神兽之上的“神人兽面”图案。
该图案又被称作神徽,它像人又像兽,神秘而诡异,其复杂和精细的程度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即便是现代工艺,这样一个玉琮也要至少三个月时间制成,在当时必然要耗费工匠毕生精力,更重要的是,当年用什么技术雕刻如此精细的玉琮,至今仍是一个谜。
如今,玉琮的神人兽面纹已经和三星堆的青铜纵目像一样,成为上古文明神秘的象征。2002年,此玉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中国的玉文化独树一帜,但是在中原地区,无论早期的仰韶文化还是后来的中原龙山、二里头文化,都不精于玉器,而擅长制作彩陶、青铜。工艺上看,中原的玉器多是以片切割为主的大型玉器,远逊于良渚精美的线切割技术。
良渚玉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当时当地。作为良渚文化中最重要的因子,良渚玉器“随风潜入夜”般影响着后世,发挥着超强的辐射力。良渚文化的玉石器对稍晚的龙山时代诸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分布范围达到大半个中国,如山西陶寺遗址中的玉琮、“石厨刀”,陕北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的玉钺、玉璧,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玉琮、玉璧,都是良渚玉文化传播的产物。
二里头、殷墟、三星堆、金沙等许多夏商周时期的遗址中,也都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以及良渚文化或长江与黄淮下游地区其他史前文化的玉钺、玉璜等玉器。从鼎、豆、壶等陶器,也可以看到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统一的中华文明对良渚文化的吸收和继承。中国人喜欢玉的传统,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源自良渚。
良渚文化是中国距今五千多年最为耀眼和突出的区域文明,同时也是特征鲜明的文明体。城市、玉器、稻作、土筑、水利、原始文字、礼制、宗教等,包含着太多未解之谜,关于良渚文化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仍需更多个80年的探索和更多代考古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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