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我们的文明从哪里来,大概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良渚遗址发现于上世纪30年代,但是真正考古大提速,则是最近20年的事情。这背后,与一项名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国家工程有关。
>> 实施国家工程 为文明写“家谱”
我们自称炎黄子孙,然而关于黄帝、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述,均是后代文献的追述,其中还有不少神话的色彩。要想消除疑惑,传世的古代文献资料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依靠考古发掘来获得新的资料,让最新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作为判断中华文明是否有五千年历史的根据。因此,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从2004年持续到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近70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其中。工程重点对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等都邑性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
探源工程研究发现,中国文明是由散布在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的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一个巨大总体,体量远超世界上其他几个古代文明。从距今大约5800年起,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地区,开始了向复杂化的加速度发展。从中华民族起源至大约距今3800年,长达1000多年里,传说“天下万国”指的就是这一阶段。
在古国时代大晚期,以河南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大量吸收各种外来的先进文化因素,同时对外辐射其强大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王朝气象,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
>> 山西陶寺遗址:疑似帝尧都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县城东北处,地处太岳山脉余脉崇山北麓山前向汾河谷地过渡的缓坡状黄土塬上,整体处于三面环山一面向水的山川形势之中。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这是管子在《乘马》篇中总结的都城选址的原则,从陶寺文化的选址,可以看到早在4300年前,华夏先民就已经领悟并运用了这个原则。
陶寺遗址于1958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78年至1987年在这里发掘墓葬1000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
在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陶寺文化中期城址被发现。城址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紫禁城的面积。
在这里,发现了早于甲骨文500余年的朱书文字,发现了中国已知最古老的礼器、中原地区已知最早的龙图腾、中国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地……
尤其是陶寺发现的观象台,可以轻松测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证实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它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比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500年。
宫城的出现,更让人们浮想联翩。宫城面积达13万平方米,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形成了宫城在里、郭城在外,呈“回”字形布局的“双城制”。同时,陶寺宫城形制规整,自成体系,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学界普遍认为陶寺宫城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
有意思的是,陶寺人似乎格外务实。陶寺遗址中不见巨型的宗教建筑,却舍得花力量修建城池,用于防御外敌的入侵；器物制作多是用于日常生活和生产,即使一些与祭祀有关的器具,也多同时是以酒器、食器等容器为主的礼器。
在古代,临汾叫作平阳,据史书记载,“五帝”之中的帝尧曾建都于此。而在这里的种种发现又证实陶寺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续的时间是公元前2450年—公元前1900年,尧的活动年代是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由此,不少学者认为陶寺很有可能是尧都。当然,这还仅仅是一种合理的推测,需要更多考古发现作为支撑。
与陶寺是否尧都还未有定论相比,陶寺遗址发现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是黄河中游地区目前可以确认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实证,说明早在夏王朝建立、进入王国文明之前,黄河中游地区已经达到了一个文明的高峰。
>> 陕西石峁遗址:北方也曾有文明
从陕西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出发,广袤的黄土高原,间或点缀着几丛绿色植被。转过一座沙梁,是一道高逾3米的土石墙,沿墙蜿蜒而行,距今4300多年的大型史前城防遗址——石峁遗址便展现在眼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赵辉直言:“在有关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始终受到忽视,但石峁古城的综合研究已然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识,极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
1976年,考古学家戴应新对神木石峁进行调查,发现了一批非常重要的玉器,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其后经几十年的勘探和发掘,发现石峁遗址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城址,是目前所见的中国乃至东亚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
在陕西石峁遗址,考古队发现了巨大的皇城台、瓮城和广场,改写了中国人只懂土坯筑城的固有观念。特别是瓮城这种军事设施,原来被认为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但石峁遗址的瓮城,在规模和形制上已经十分成熟,与战国时期基本相同。
尤其是金字塔形的皇城台,在功能上和结构上与美洲玛雅文化的金字塔有许多相似之处。皇城台遗址高70多米,顶部修建了巍峨的宫殿和祭祀场所,高大的建筑不仅加强了防御功能,而且也是一种增强凝聚力和让周边部落臣服的象征。
石峁遗址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中国北方文化的认知,而更为蹊跷的是,如此庞大的古城,史料中却并未对它作出任何记载。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在中原腹地。石峁遗址的发现,说明在北方存在一个史料没有记载的族群,他们创造了独立于夏文化的石峁文化。
在石峁遗址中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口弦琴。《诗经》有“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的诗句,“簧”就是口弦琴。过去蒙古国发现的汉代时期匈奴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口弦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口弦琴。石峁遗址口弦琴的发现,将这一历史提前了两千多年,在音乐史上是一件活化石。石峁遗址的这批口弦琴,发现于石峁遗址最核心的皇城台。皇城台是宫室建筑,王的居所,大量口弦琴的发现,可以体现出当时的礼乐制度是很发达的。
放眼世界,石峁处在欧亚草原的通道地带,作为交通枢纽,是东西南北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深入开展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有助于解决4000年前涉及整个欧亚草原文化的一些问题。
>> 河南二里头遗址:探寻夏文化的钥匙
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一句“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成为寻找夏文明的钥匙。1959年夏,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时,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返回北京后,徐旭生写出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该报告一经发表,在历史学、考古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人们对夏文化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南临古伊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1959年秋天,中科院考古所组建考古队,在二里头遗址开始发掘,至今已持续了60年,被视为解决夏文化问题的关键遗址。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二里头遗址的“中国之最”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而二里头遗址当时的人口约在2万人,这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
1号宫殿基址在整个遗址中最为耀眼。它坐北朝南,东西长107米,南北宽99米,面积约10000平方米；主殿建在高台之上,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四周是廊庑和围墙,殿前有宽阔的庭院和正门门塾；院内有若干埋葬着人牲和兽牲的祭祀坑。1号宫殿尽显王者气派,应是统治者进行祭祀活动、发布政令的礼仪性建筑。正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以宫室建筑和器用制度为代表的礼制逐步确立,成为中国社会礼制的雏形。”
由于处在地理位置相对孤立的东亚地区,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相对独立的。但是探源工程这十来年的最新发现表明,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触。源自中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品种,以及青铜冶金技术,在这个时期陆续进入中华文明。而且,其中一部分很快被中国人加以改造和提升。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冶铸技术得到高速发展,形成了产业结构特点鲜明、铸造加工技术先进、器物种类多元化和器物形状复杂化的青铜产业。中原地区已出现采矿、冶炼和铸造相分离的生产链,铜和锡等合金元素也形成了各自单独的供应源,系统的青铜器铸造工序在王权控制之下得以完成,在二里头遗址就发现了专门的青铜礼器作坊。
1959年以来,二里头遗址进行了60多次发掘,面积为4万平方米,仅占遗址现存面积的1%多一点。未来,二里头遗址将揭示更多秘密,为中华文明书写前世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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