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晚华集》是孙犁先生晚年“耕堂十种”的第一本,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孙犁先生出版的第一本书。暌违十余年,重新握笔的孙犁先生,知道“白洋淀”文学风格的写作,自己再也回不去了。那么,写什么、从哪儿重新开始,是面临这个新时代和自己内心的首要选择。
写于1978年6月的《近作散文的后记》一文,文章很短,却十分重要,是孙犁先生在新旧交替时代对自己文学主张的自省与追求的明晰发言。他开宗明义说:“很多年没有写文章,各方面都很生疏,一旦兴奋起来要写了,先从回忆方面练习,这是轻车熟路,容易把思想情绪理清楚。”
“先从回忆方面练习”,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尤其是横亘一个漫长而又动荡不堪的十年,多有故旧凋零,十年生死两茫茫；更有世事沧桑,文章衰坏曾横流。孙犁先生自己说的是“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往往“作家是脆弱的,也是敏感的”(《谈赵树理》)。虽然谈的是赵树理,其实也在说自己,是极其清醒的,也很有些忐忑。
《晚华集》中绝大多数篇章写的都是回忆。这些回忆分为童年、战争和“文革”不同时期,其中的重头戏是战争年代的回忆。那种“和手榴弹一同挂在腰上的,还有一瓶蓝墨水”的战地奔波的年代,虽然有着生死的危险,却最让他怀念。他说:“那些年,我是多么喜欢走路行军!走在农村的安静的平坦的路上,人的思想就会像清晨的阳光,猛然投射到披满银花的万物上,那样闪耀和清澈。”这样带有浓郁感情色彩的抒情,明朗清澈,穿透并照亮回忆。
为什么孙犁先生会有如此的感情和感慨抒发?只要想一想,这时候孙犁先生刚刚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在《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中,他写过这样一段话:“在‘四人帮’当路的那些年月,常常苦于一种梦境:或与敌人遭遇,或与恶人相值。或在山路上奔跑,或在地道中委蛇,或沾溷厕,或陷泥潭。有时漂于无边苦海,有时坠于万丈深渊。”——我们便会明白,那时的思想像清晨的阳光,正是对应这样噩梦连连的岁月的。这是两种时代也是两种人生的画面。在我的理解,这里说的“思想”更多指的是感情,是思绪。尤其是再对比“有的是生死异途,有的是变幻万端”“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见惯了时代动荡中“不断出现的以文艺为趋附的手段”各类嘴脸之后,会更加明白“人的思想就会像清晨的阳光”这句话的含义与分量,不仅属于回忆,属于对比,更属于对现实的定位和对未来的期冀。
但是,真正书写那个年代,孙犁先生的笔却变得格外温情起来,或许是他暂时不忍心触碰吧。在《删去的文字》一文中,他回忆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十七八岁的歌舞团女演员找到他,外调他的老战友方纪,只是对他说话没有像其他外调人员那样盛气凌人,而是很和气,“在她要走的时候,我竟然恋恋不舍,禁不住问:‘你下午还来吗?’”而且,一直“很怀念她”,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她竟然保持正常表情的面孔和一颗正常跳动的心,就证明她是一个非常不凡的人物”。看得出孙犁先生善感而敏感的心,也泄露出一丝无法完全摆脱的“白洋淀”气息。
难得的是,在《晚华集》中,更多的是他的反思,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回忆,还是“文革”年代的回忆,有他自己清醒的认知和梳理。回忆战争年代时他为抗战学院写过的校歌,他毫不掩饰地批评:“现在连歌词也忘记了,经过时间的考验,词和曲都没有生命力。”回忆那时发表的长文《鲁迅论》,他更是毫不留情地反思自己:“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自有好的一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另一面,后来逐渐才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
有人曾劝他迎合那时的口味改写《白洋淀纪事》,他几乎没加思考就一口拒绝了。他说:“如果按照‘四人帮’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有他们那一套语言,去篡改抗日战争,那便不只是有悖于历史,也有昧于天良。我宁可沉默。”他还说:“真正的历史,是血写的书。”“真诚的回忆,将是明月的照临、清风的吹拂,它不容有迷雾和尘沙的干扰。”在这里,我看到了孙犁先生性格的另一面。“白洋淀”风格,可以有回溯的灵光一闪,但确实是难以重回。
在《晚华集》中,对人的回忆部分,与当时以及如今普遍流行的怀人篇章不尽相同。他不仅写了被写对象好的部分,也写了他们的一些弱点,乃至印象不好的那一部分,和传统的为贤者讳完全不同。比如,对老友方纪,他直言批评他才气外露的性格和“时之所尚”的为文风格。对邵子南,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他有些地方,实在为我所不喜欢”。这些不喜欢的地方,他说得极为具体:“他写的那个大型歌剧,我并不很喜欢。”“他的为人,表现得很单纯,有时甚至叫人看着有些浅薄而自以为是。”“他的反应性很锐敏、很强烈,有时爱好夸夸其谈。”
怀人文章,还有人如孙犁先生这样写法的吗?我见少识陋,没有见过。在《悼画家马达》一文中,孙犁先生写了这样两个场面,一个是战争年代,行军路过一个村庄,马达看见两个年轻的妇女在推磨,立刻掏出纸笔,迅速画了起来,“只是几笔,就出现了委婉生动、非常美丽的青年妇女形象。这是素描,就像雨雾中见到的花朵,在晴空中见到的钩月一般。”一个是粉碎“四人帮”后,报社派人找到马达,他正在农村生产队用破席搭成的防震棚里,“用两只手抱着头,半天不说话。最后,他说:‘我不能说话,我不能激动,让我写写吧。’”这样前后两个画面,一个那么朝气,一个那么悲凉,让我看到大画家马达在时代的跌宕之中人生的沧桑。孙犁先生以干练的白描,勾勒出马达真实的形象,真挚地表达了他对马达的深情。这比那些不吝大话套话的修辞编织花圈赞美逝者,让人会感到更为亲切而真实。
孙犁先生说:“我所写的,只是战友留给我的简单印象。我用自己诚实的感情和想法来纪念他们。我的文章,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也不是组织部给他们做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或摘要。”“我坚决相信,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普通的战士,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绝对化的人。这些年来,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就是不语怪力乱神。”可以说,这是新时期孙犁先生文学创作的经验和主张。它帮助孙犁先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可以让我们面对今天和自己,躬身自问,会不会和孙犁先生一样,有一份清醒的自知和诚实的自省?
谨以此文为孙犁先生逝世十七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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