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秋立
因第二天一早就要赶到北京,而我又只能半夜动身,于是只好选择一趟夜班车,买了张硬卧。十多年没有坐过卧铺了,想不到一切都没变。绿皮车厢,狭小过道,两排到顶的硬床,一堆的鞋袜,老式厕所。还有那哐当当、哐当当的行进节奏,车厢接口吱呀呀的响声。总之,与高铁和互联网不一个时代,就如穿越到十几年前。最有感觉的是,车开出不久,乘务员便拿着个皮夹子,抽出小塑料牌,挨个换票,这熟悉的小程序竟让我心头一颤。
为了把这“旧”寻得更彻底,我干脆买了只烧鸡,弄了罐啤酒,连吃带喝地过了个把时辰。我平时不喝酒,一喝就脸红,但上火车除外。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出远门是去杭州,二十多个小时。当时有政策,不坐卧铺,票价的30%归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几块钱不算少,加上年轻,也熬得住。于是我们几位一合计,不坐卧铺,买硬座。每人都带点吃的,烧鸡火腿花生米,在小桌上那么一摆,开瓶酒,天南海北地聊到了大半夜,以后这不禁成了习惯,坐火车,路途远,总得整点小酒,才算完美。
喝酒吃烧鸡固然有些趣味,但坐硬座还得需要点革命意志。硬座不限购,有座没座的都能上,过道里、车厢接口处,常常塞满了人,烟味酒味跟脚臭汗臭混在一起,得忍着。乘务员本来还掂着个铁壶送点温凉不盏的水,人一多,往来不方便,索性就歇了,这便给那些小贩们可乘之机,什么假冒伪劣的饮料都敢卖。1991年夏天,我从武汉坐硬座回济南,便见有人拎着铝壶卖“牛奶”,两块钱一杯。那“奶”稀汤瓜喇水,灰白色,有点奶味儿。没办法,大热的天,没水,旅客们只能喝这个,所以不愁卖,一壶“奶”很快就光。车到一站,便见那人提着空壶到站台上,拧开水龙头,哗哗地接一壶凉水,搁点儿不知是否过期的奶粉,有那么点色,又提上来卖。所以,后来出行便尽量选卧铺,不再图那几块钱的补贴。
但卧铺可不是想花钱就能坐的,能买到卧铺票是个本事,铁路上得有人。我们机关老陈专管买票,大家都有求于他,特神气。当他不紧不慢地拿起桌上的电话,哗啦啦地拨一串号,给车站某某主任,然后几分得意又似不以为意地告诉你,去拿条子吧。此时不能不令人激动,不能不佩服和感激他,因为你不仅可以有卧铺睡,也可以享受取票时的那种风光。当然老陈也常受些委屈。因为他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毕竟车站售票所不是自家开的,便被人指责光巴结领导,口碑不是很好,提干屡受影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陈终究还是提了,买票的换成老白。老白比老陈年龄还大,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待人平等,有求必应。只是年纪大了,丢三落四,不盯紧了会出差错。我就摊上一回,搞得很狼狈。
那时济南去北京夜发朝至,大家都习惯坐这趟车,不耽误白天的事。好像是1993年秋天,我去开会,我的一个小侄子去北京,我带他一起走,四五岁的孩子,还不用买票,可以挤着凑合一宿。于是,我兴致勃勃地领着他上了车,找到了自己的床位,是一个中铺,但见已经有个老太太坐在上边。那老太太拿出票让我看,确实就是这张床。不禁有点火,找来列车员,告诉她票弄错了,一个床卖了两张票。列车员看过我的票,一笑,告诉我,票不对,是昨天的。我仔细一看,可不是,立马傻眼。想这老白怎么办这样的事,他肯定是把十六号和星期六弄混了,十六号是今天,周六是昨天。好在车票三日内有效,我们倒没被撵下火车。
我自己无所谓,怎么凑合都行,可这四五岁的孩子谁也没有本事让他老老实实地陪你站一夜。时已夜半,月上中天,这孩子眼见着要蔫。列车长允许我们呆在卧铺车厢里,坐在过道靠窗的折叠小凳上,算是尽了最大努力。但孩子可坐不住,直要歪倒在地上。我只能把他抱起来,不一会儿他就睡得一塌糊涂,我这边胳膊酸疼难忍,硬撑着,不敢想这一夜怎么过。
这时,靠我最近的下铺的女旅客起身了,说,让孩子跟我睡吧。
车厢里灯已熄,我看不清她的模样,但这声音最为柔和,最为动听。我忙不迭口地表示感谢,把孩子放在她的床里头,如释重负。
这一夜我肯定无法睡,我相信那位女士和孩子挤在一起也不会睡好。早早地便见她起来洗漱,面有倦容,但白皙姣好,有中年韵味。聊了聊,是铁路医院的一位医生。再次真诚地表示谢意,留了姓名。很遗憾,自此没有再联系,她没找过我,我也没有更多理由联系她。但这一夜,我记得清楚。老白买错了票,并非故意,还让我有了这次经历,我心里真不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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