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曜瑜
“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永和三年,在一场兰亭俢褉盛会中,二十八岁的谢安如是吟咏。作为名门陈郡谢氏的子弟,年轻的谢安过着衣食无忧、随心所欲的生活。“出则渔戈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天纵奇才,他寄意山水,累辞征召,逼得士大夫长叹:“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直到有一天,他平静的生活被家族危机打破:高居庙堂的父兄相继去世,弟弟谢万败北前燕,被贬庶人。谢氏家族地位一时岌岌可危。四十一岁那年,谢安告别了小隐于野的恣意生活,东山再起。
谢安出山是形势所迫,却未必是偶然。他原本就不安于“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而像蛰伏的战士,时刻准备着奔赴战场。
简文帝观之“东山畜妓”,断言“安石必出”,就是看准了他怀有与天下同忧同乐的济世之心,不会全然退身江湖。谢万奉命北征时,“矜豪自傲”,“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自队主将帅已下,安无不慰勉”。彼时他还不在官位,却不辞辛苦上下奔劳,可见并不是一个不理世事的人。《诗经》中风流雅句俯拾皆是,他却最欣赏“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因为这就是他愿付诸一生的理想。
谢安不慕富贵,但看重家族的兴衰。“大丈夫不当如是乎?”“但恐不免耳!”这被记载在《世说新语·排调》中的一幕一方面体现了他淡泊名利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他的忧患意识:他出山为官之日,就是家国危急存亡之时。
联系那个门阀制度大行其道的年代,我们就不难理解像谢安这样的名门子弟对于家族的感情。两晋之际,北方寇乱,不少人由北下南,投奔南方大族。这些大家族为了增强自己的财力,藏匿户口,使国家税收蒙受损失,还埋下了社会隐患。当初桓温为了削弱谢氏力量,巩固桓氏地位,明知谢万是“挠弱凡才”,却阻止有识之士进谏,眼睁睁断送了东晋国土和千万将士的性命。诸如此类为一族私利弃国家利益于不顾的事件在当时不胜枚举。但谢安却选择了与他们不同的“保家”之路:国必先于家,“卫国”是“保家”的前提。
简文帝驾崩之后,为阻止桓温篡位,保全司马政权,谢安冒着生命危险联合王坦之立司马曜为新帝。在权势滔天的桓温身边斡旋,无异于在刀锋之上跳舞,一招不慎便万劫不复。但“晋阼存亡,在此一行。”他义无反顾。桓温死后,谢安成为首席大臣,却没有以权谋私,而是一心匡扶朝纲,“宸居获太山之固,惟物去累卵之危”。淝水一战,他把谢氏子侄全送上了前线,将谢氏一族的命运与东晋存亡捆绑在一起,破釜沉舟,力挽狂澜,才扭转了东晋濒临覆灭的危局。
“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这是他对后代的期望,也是对陈郡谢氏的期望。他未必要子孙取得不世功名,却要他们修身精进,成为国之栋梁；他也未必在乎谢氏未来是否享受无上荣耀,他要的是门庭兴盛,是要让其发展壮大,靖守江山。
“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谢安把对自然的热爱留在心底,转身向凶险沉浮的宦海,在朝堂之上自立起中流砥柱,让清风拂去纷乱,明月照进人心。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谢安因过度操劳病死京都,终年六十六岁。二十五年鞠躬尽瘁,他于乱世建立起不世之功:几度挟东晋将倾之大厦,让司马政权得以存续；带领谢氏一族走上鼎盛,成为一度超越瑯玡王氏的煊赫世家。
只是不知在生命的尽头,他是否忆起曾经会稽故宅,那里峰崿隆峻,鲜藻弥映,云兴霞蔚,青松负雪。
问主人何在?
“大隐于市,兼济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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