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室有异味,便香熏,使住宅芬芳起来,是生活里的文化传统。施香的文化在华夏大地上从上古就开始了,《诗经》记载:“载谋载惟,取萧祭脂。”萧是一种野生蒿草,脂是祭祀的牲畜。这句诗是说,把蒿草与祭牲一同焚烧,使之产生香气,告祝于神。还记载:“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卬同仰,在此取敬慕的意思。豆是高脚的礼器,登是瓦质的容器。诗句在说,用敬仰的心把香料盛放于豆和登里,香气上升,天帝就会喜欢。古老的熏香在隆重的仪式感里充满虔诚和神秘。
到了战国时代,熏香与兵戈交织,屈原在《离骚》中的咏香多姿多彩:“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在讲佩香。“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在讲食香。“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在讲植香。屈原论香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咏叹自然的芳香,另一层意思是以香喻事,谴责道德的沦丧,比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是说有些人言行不一,明明将艾草缠于腰间,却指责幽香的兰草不可佩于一身。他更是直言不讳地指斥“椒专佞以慢幍兮,榝又欲充夫佩帷”,是说楚大夫子椒傲慢骄横,像“榝”一样的野草,是不配充塞于香囊佩于君子之身的。
古人说,香是“五臭之一”。所谓“五臭”,《吕氏春秋》说是膻、焦、香、腥、朽。至于香的用途,比如食之香、佩之香、饰之香、熏之香则很含混。我总结传统施香,无非祭祀用香、环境用香和佩饰用香。
屈原指斥如“榝”一样的野草不配充做香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佩香的习俗。《礼经》有规定,佩香是女人和童孺的事,男人以行为操守流芳于世,不必佩香。“容臭者童儒(孺)所佩,芷兰者妇辈所采,大丈夫则自流芳百世者在”。这一约定一方面说明佩香习惯流行之早,另一方面说明大丈夫不可有染香之习,自应追求操行的高尚。操行如香!可是总有些人不以为然。汉魏时有个荀彧,是曹操倚重的幕僚,魏国许多重大军事决策都出于他手,他被曹操尊之为“吾之子房”。荀彧官至侍中,守尚书令,人们尊称他“荀令君”。他就有以香沐衣的习惯,每临朝总把官服熏香才穿在身上。他到人家做客,坐过的座位香气弥久,三日不散。曹操大概就看不上他这点,严令家人,不许熏香!透过这些史料,我们既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血腥,也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流芳。
宋代有个梅询,为翰林侍读学士,拜给事中,知申院官,人称梅学士。他是词人梅尧臣的叔叔。这个人也有穿香服入朝的习惯,每临朝总把官服罩在香炉上,熏一会儿再穿到身上,乘轿入朝,捏紧袖口,到朝堂之上松开袖口,于是香气四溢。这官做得真是潇洒,只不知他的政绩香也不香?
熏香在男人身上大行其道,女人一般是把香涂于肌肤和面部。涂于面部的香叫胭脂,自商朝纣王时就有了。胭脂的制作配方是用“红蓝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国所生故曰燕脂”。大概以后发现不光燕地的红蓝花卉可做燕脂,其他地方的花卉之汁均可做涂面之脂,“燕脂”就改叫胭脂。
古人的熏香还是用于居室的居多。汉武帝时期经济曾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期,社会繁荣起来,就培育出熏香的文化,才有了荀彧与曹操两种不同的熏香文化观。到了晋朝,外国使臣开始向中国朝觐异国香料,当时中原地区只有兰草、惠草、花椒、桂子几种香料,外国商人带来更多的异香,熏香市场扩大了。于是隋炀帝在除夕夜烧沉香以熏宫室,唐玄宗在卧宫前为杨玉环建起一座沉香亭,那亭用波斯国进贡的名贵沉香木所建,通体皆香,可见李白的“沉香亭北倚栏杆”不是妄说,而是诗的纪实。卢照邻写《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那车是用七种不同的香木制成的,何其奢华?
有熏香就有了香器。香器有香炉、香盒、香插、香盘、香壶、香笼等容器,还有香案、香几、香台等陈设。一应器物构成了中国的香文化。香器内的制香是人工制作的,凡香都有独特的工艺,比如唐开元宫中的熏香,制作配方和工艺流程是:“沉香二两。檀香二两,且用茶清浸一宿,炒,候干,令无檀香气味。麝香二钱。龙脑二钱。甲香一钱。马牙硝一钱。为细末,炼蜜和匀,窖月余,取出,旋入脑麝,丸之,或作花子,爇如常法。”
也有不以人工制作的香为香源的。清宫里慈禧太后用佛手、柑橘等芳香水果为清供。据记载,老舍先生每到春季则买白杏,盛入盘中,置于客厅,杏香就阵阵散出,让访客啧啧称奇。这是文化传统,一个时期以来被嗤之以鼻,传统渐断,其实是物质匮乏时期的浅陋。然而我还是赞同操守的香、道德的香,所谓“大丈夫则自流芳百世”。操守与道德的香也是传统文化的正能量熏成的,制香合乎法度,那香才燃出芬芳。李商隐有诗“蜡炬成灰泪始干”。想那香,一点一点地燃烧,在燃烧中把自己变成灰烬,把香气留给人间,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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