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传记随笔作家,曾任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是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代表作有《画见》《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等。
周作人与鲁迅
在《周作人先生研究》中,苏雪林写道:“周作人先生是现代作家中影响我最大的一个人。除了他清丽幽默的作风学不来外,我对于神话、童话、民俗学等兴趣特别浓厚,大都是由他启示的。”
上世纪30年代,周作人在文坛上的地位达到顶峰,几乎无人可挑战,却也是误读的开始。正如沈从文所说:“他那种绅士有闲心情,完全为他人无从企及。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
其实,在“有闲心情”之外,周作人还有另一面:他曾骂陈源(陈西滢)“卑劣”“实在可怜极了”,挖苦唐有壬(唐才常的次子)“与指一只巴儿狗说是豺狼何异”,讽刺胡适“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称丁文江“回转变化如猫眼睛者”……
然而,在自编文集时,周作人刻意回避了这些内容,以致他的犀利、刻薄,长期不为人知。在《鲁迅全集》中,曾误收《新青年》中4篇《随感录》(署名鲁迅),以及《关于〈拳术与拳匪〉》(署名迅),皆出自周作人之手。鲁迅曾对三弟周建人说:“(周作人的观点)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杀,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陈子善、赵国忠编),完整地呈现出周作人的另一面。本报特专访了本书策划者、学者止庵。
周作人不是“顽石”
问:此前似乎有《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8)》(陈子善编),为何还要推出新编本?
止庵:那个编本是20多年前推出的,随着学术研究进步,证明其中很多文章不出自周作人之手。
比如1910年5月16日—1911年11月6日期间,《绍兴公报》上一位署名“顽石”的作者,共发表了19篇文章(1910年有17篇,1911年有2篇),在此期间,周作人也在《绍兴公报》上发表过3篇文章,署名为“起孟”。周作人曾以“顽石”为笔名,所以人们曾将那19篇文章也算在周作人名下。可这些文章都属时事评论,周作人1906年赴日留学,1911年夏末秋至才回国,远在日本,他怎么可能对国内时局的细节如此了解?现在学界基本认定,此“顽石”并非周作人,他究竟是谁,还有争议(可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志士傅顽石)。所以新编本将这些文章都删掉了。
周作人的书成为公版已有两三年,市面上他的书有很多,但精品不多。为编好这套书,我们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虽然只有几位编者,可一直在讨论,留下的信息太多,如今都翻不到开头的页面了。
新编本有三点不同:首先,增补了此前漏编的文字,大概有十多万字；其次,进行了重校,原本错字比较多；其三,体例上有所不同,这次制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编选规则,收什么、什么算集外文、如何编排等,都确定了下来。
虽然有旧编本,但新编本还是做了五六年。
有时一天写10篇文章
问:周作人的集外文怎么这么多?
止庵:本书截至1945年,目前正在编《周作人集外文(1946—1965)》,至少还有6大本,这样加起来,将近400万字,和他正式出版文集的字数差不多一样多。周作人一生保持着创作的兴奋状态,长达五六十年,从创作量看,他比鲁迅写得多,有时甚至一天写10篇文章。
首先,人生遭遇起起伏伏:在“五四”之前,周作人还没成名,出书不易,鲁迅在1918年前,也很少发表作品。1949年后,因种种原因,周作人只有译作,还有关于鲁迅的3本书出版,且当时未署本名。在此阶段,周作人的几乎所有文章都可算是集外文。
其二,刻意不收入文集:周作人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前后,发表了多次演讲,写了很多杂文,在和陈源、章士钊论战中,表现得比鲁迅还激烈、骂得更直白。其中一些文章编成《谈虎集》《真谈虎集》,后一本在即将出版时放弃了。周氏兄弟都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比如在《语丝》《京报副刊》上,周作人也发表了很多时评杂文,议论涉及范围很广,但周作人和鲁迅不同,他在出版时比较慎重,刻意不收入一些比较犀利的文章。
其三,编书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认真:往往是把自己发表过的文章,手边有什么就出什么,有些文章完全合格,只是恰好不在手边,所以没收入文集。
很多人一谈周作人的文章,就是平和、闲适,这就太简单了,不能只从一面看周作人,而他的“流氓鬼”一面,主要体现在他的集外文中。
周作人一生未得闲
问:周作人的“流氓鬼”的一面,是如何形成的?
止庵:周作人少年时有一年多时间,在绍兴家中,据他说,游手好闲,整天与小流氓为伍,沾染上了泼皮气。我们可以把他的冲淡理解为一种修养,把“流氓鬼”的一面理解为他的底色。
周作人不是个悠闲的人,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写道:“闲适不是一件容易学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连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而理想之不能做到如上文所说又是当然的事也。”
1945年之前,周作人一直是业余写作,而鲁迅从1927年起,便成职业作家了。
周作人和普通人不一样。我写文章时,标题就会琢磨很长时间,开头部分会反复修改,可周作人写文章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949年后,周作人的经济压力比较大,虽然60多岁了,但没有正式工作,还要养一大家子人,只能拼命做翻译。你可以数一下,周作人晚年翻译了多少文章。他是在翻译之余写作的。
周氏兄弟其实很相似
问:一提到周作人,人们常拿他和鲁迅相比,您怎么看?
止庵:人们过多关注周氏兄弟相异的一面,忽略了他们相似的一面。一些学者读书太少,总是说鲁迅犀利、周作人温和,影响了公众的判断,其实看看周作人的集外文,就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
周氏兄弟在写作上都没那么多清规戒律,1923年失和前,他们在创作上重叠的部分很多,有不少同题作文。之后在和陈源论战时,周氏兄弟仍站在同一战壕里,相同的地方也很多。
从《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8)》中,可以看到,周作人的一些文章风格很像鲁迅。过去很多人喜欢拿鲁迅贬低周作人,现在则有一些人常拿周作人贬低鲁迅,这都是不对的。周作人也有激进的一面,周氏兄弟都喜欢议论时事。
比如最早在文章中提到“犬与华人不准入”的,就是周作人。在《公园之感情》中,他写道:“上午乘车,晤封燮臣,同至十六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唯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周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甚一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可见周作人的民族主义倾向。
至于鲁迅,也有冲和的一面,比如鲁迅曾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体现了他的闲情逸致。反而是周作人看不惯,化名难知,写了《十竹斋的小摆设》,讽刺道:“抑图画之中或可以有‘匕首’亦说不定,若画图而至于诗笺,则非真正‘小摆设’而何。”
周氏兄弟如两张图,叠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他们相似和相异的地方,不应站在这一边去反对那一边。
集外的文章更好读
问:时移世易,今天读者还有读这些集外文的必要吗?
止庵:这些文章在今天仍有很大价值。
日本学者尾崎文昭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提出“思想不能统一”的人。周作人一直将“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以及“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视作专制的两面,主张承认差异、保护少数、容忍异端,这在中日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强调“宽容”,比胡适还早。《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中收入了他的《私怨的中国》,其中写道:“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的容易结仇,不肯宽容别人,这或者由于专制政治的影响也未可知,但我想是因为没有教育,不能理解别人的言论,发生误会,确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周作人的文章门槛比较高,不是太好读,但《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8)》中的文章都比较好读,阅读它,可以了解我们的文明曾到达怎样的程度,这对思考今天的很多问题有帮助。早在1929年3月,周作人在《关于谁是牺牲的问题》中便写道:“关于他一切自由行为,妻只能服从不得干涉的男子,绝不是可以尊重的东西。”
在周作人看来,两性之间的问题,必须首先站在女性的立场去考虑。也就是说,卖淫问题,首先该被指责的是嫖客而不是妓女,纳妾问题,首先该被指责的是丈夫而不是小老婆。这些问题本是常识问题,我们的前辈早已说得清清楚楚,无奈到现在,很多人还是搞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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