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后回看“罗素访华”:本想“开药方”,无奈身陷漩涡
2020年05月22日  来源:齐鲁晚报
【PDF版】
  ◤ 罗素与中国学者的合影。
     □九雨农

  1920年10月12日,英国人罗素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对于罗素,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并不陌生。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罗素因为他在数理逻辑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在和平主义运动等方面的惊世骇俗之举,在西方世界早就名声大震。
  此次他前往中国,是应梁启超的邀请前往北京大学担任讲师,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来到中国。
  罗素的到来,让中国知识界欢欣鼓舞。彼时的中国,刚刚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社会各阶层都在寻找能救国救民的良方,罗素的思想特别符合当时进步人士的口味。著名哲学家张崧年曾说“罗素是极能洞烛社会的根本、现代的病原的,所以他主张改造要从根本下手,绝不枝枝节节而为之”。这种“激进”的思想,让很多“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视罗素为“今日我国所亟亟需要者”。
  正因为如此,国人给了罗素最高的礼遇。虽然罗素刚到中国时,因双方没有做好沟通,这位哲学家在码头吃了“闭门羹”。但很快,中国人便以自己的热情驱散了罗素的不满。在上海,罗素被安排到了当地一所著名的旅馆。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前来拜访,并称他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如此称呼自然让罗素欣喜不已。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仅仅是个开始,在第二天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各位“大佬”,如蒋百里、孙伏园、瞿世英等均到场为罗素接风,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更是主动请缨,担任罗素的翻译。
  如此安排,让罗素感到受宠若惊。在宴会上,罗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后来,演讲的内容被翻译后刊登到《申报》上,编辑为其取的副标题为《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这篇稿子可谓捅了“大娄子”,引发了舆论的大讨论。
  之所以如此,与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有关。如今,我们常常用西方的“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比拟新文化运动。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现代文化”,并不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而是充满“理性”的“西方文化”,换句话来说,就是让中国摒弃传统“全盘西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罗素的观点当时为何让人觉得“惊世骇俗”。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鲁迅先生的亲弟弟周作人。他在1920年10月17日的《晨报》上刊发了《罗素与国粹》一文,劈头就说:“罗素来华了,他第一场演说,是劝中国人要保护国粹,这必然很为中国的人上自遗老下至学生所欢迎的……但我却不能赞成”,并直言罗素“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
  周作人的文章在喊出了激进知识分子心声的同时,也让罗素陷入了尴尬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罗素的争议越来越大,这给罗素的社会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有鉴于此,罗素的一些好友准备“反击”。张崧年指出,《申报》所刊登的消息,是一篇失实报道,认为《申报》断章取义,报道的内容与罗素原意相去甚远——罗素的意思是要国人有创造的精神,应警惕西方近代资本主义造成的不良后果,像中国传统艺术一类的好东西应当保留,而以“保存国粹”归纳罗素的演讲,极容易误导大众。张氏兄弟的辩解,暂时平息了关于罗素的争论。但是对于激进派的知识分子来说,罗素再也不是那位“今日我国所亟亟需要者”了。
  虽然处在舆论议论的焦点,但是罗素本人并没有为争论而分心。在上海做完“热情洋溢”的演讲后,他又前往了杭州、南京、长沙等地。在长沙,他连续作了四次“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讲。
  在史学界,一般把罗素的这四次演讲,视作“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开端。所谓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改良主义,它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手段只能是“过度”,而不是“革命”,因此并不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罗素的四次演讲,就阐释了这些思想。他认为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政治改革,通过发展实业、兴办教育等措施,让老百姓富起来,尽早实现自立,唯有如此,才能抵御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一石激起千层浪。罗素的观点再次引发了争议,支持者如梁启超、张东荪等,认为罗素为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不过,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代表人物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洞察到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对其进行了深刻批判。
  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吹捧“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将希望寄托于政治改良,其实质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运动并无区别。正如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所指出的,罗素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历史已多次证明,试图以改良的办法来拯救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军阀以及帝国主义的统治势力,才能拯救中国。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性。
  这场“社会主义的论战”,使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一真一伪、泾渭分明地展示在人们的眼前。受论战的影响,许多人开始了解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罗素这次演讲,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再说回罗素。来华还不到两个月,便引发了如此大的争议,罗素心中着实不快。但让他更郁闷的事情还在后面,1920年10月底,罗素来到北京大学,讲学社给他的待遇,虽然比原先约定的要优厚,学校也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对其表示推崇,但是他始终找不到快乐的感觉。原因便在于,他很难找到知音,在北京大学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胡适,对他非常抵触,而另外两位北京大学教师——陈独秀、李大钊,与他的观点不一样,而这三人在学生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连带着学生对其也“不感冒”。
  到了1921年7月,罗素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日子。他迫不及待地买上回英国的船票,希望早日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作为送给中国的礼物,他在欢送会上,作了《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演讲。这次,他再无保留,一口气为中国提出了十几条建议。说完之后,一代大师罗素飘然而去。
  回顾这十个月的经历,很难说罗素在中国过得愉快,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中国的感情。回国之后,他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书中的观点当时看很“匪夷所思”——在中国最孱弱的时候,罗素就预言中国必将崛起,并且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他期待梁启超笔下的“少年中国”,在把强敌扫地出门时,也能留住中华民族特有的“温文尔雅,恭敬有礼之风,率真平和之气”。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网友为此稿件打分的平均分是:
齐鲁晚报多媒体数字版
按日期查阅
© 版权所有 齐鲁晚报
华光照排公司 提供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