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创作并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新写实主义”小说指的是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的一股小说思潮,不太描写重大题材,不讲究描写剧烈的矛盾冲突,而是注重描写日常生活。
那么,《一地鸡毛》为什么成为了“新写实主义”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呢?
《一地鸡毛》讲述了小林和小李这对年轻夫妻的日常生活故事。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在不同的单位工作。故事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女儿两三岁了。
这篇小说共七节。第一节写小林和小李为一斤变馊的豆腐争吵不已,显示了城市里小家庭生活的艰难,但同时也显示了年轻夫妇已经陷入日常生活琐事。第二节写小林和小李为了调动小李的单位找人、送礼,结果事情没有办成。第三节,写小林的小学老师杜老师到北京来看病,顺便看看小林。小李与小林为招待小林老家的人闹矛盾。第四节,送小孩上医院看病。因为觉得四十五块五毛八的药费很贵,小李一怒之下不买药了,决定给小孩吃大人的药。第五节,他们想让小孩进入好一点的幼儿园,但又找不到门路,幸亏邻居家帮忙,才进入了理想的幼儿园,后来得知是要陪邻居家小孩上学又心里不爽快。第六节,小林下班后代替大学同学“小李白”收账,每天可得二十元。做了九天,获得一百八十元。给老婆小李买了一件风衣,给女儿买了一个大哈密瓜,一家人喜笑颜开。第七节,小林帮查水表的老人家的家乡办了一个批文,收下了一个价值七八百元的微波炉,一家人用微波炉烤红薯吃,其乐融融。
这就是小说《一地鸡毛》的主要内容。小林和小李对各自单位的事情漠不关心,但对自己小家庭的日子却十分热心。两人整天考虑的都是家庭琐事。刘震云曾在一个访谈中,面对有人猛烈批评这种沉溺于日常琐事中时,他说,不一定是一地鸡毛,说不定是一地阳光。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故事呢?
表面上看,小林和小李一家诸事遂意,小李的单位很远,调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单位通了班车,不需要上下班挤公共汽车了；女儿要上理想的幼儿园,他们无法做到,幸好邻居家有能力,帮忙解决了；还能运用手中的权力,收下一个微波炉的礼物。一切都在朝着顺利的方向发展。
小林和小李两人虽然经常为一斤变馊的豆腐这样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不休,但是在大事上两人基本一致,生活态度也一致。他们打理小家庭的日常生活确实有一股子热情,并且稍有好事,就觉得十分满足。
那么,能不能说这种生活就“一地阳光”呢?
显然不能这么说。虽然小家庭的日常生活确实也非常重要,也需要精心打理。但是如果一对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后,他们的目光就只是盯在这些琐事上,那我们认为不是年轻人出了问题,就是他们生活的环境出了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具体的分析。
首先,《一地鸡毛》讲述故事有个明显的特色。小林和小李两人分别所在的单位是什么,并没有交代；人物也只有姓,没有名。小林、小李、老张、老关、女小彭、杜老师等。这种叙事方法让人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阿Q姓什么,不确定；名字是什么,不知道；籍贯在哪儿,很模糊。最后剩下的就只有这么一个读音“阿Q”是确定的。鲁迅的目的是要写出中国普遍的国民性,不要让读者去断定,这里写的只是某个地方的人、某个阶层的人、某个群体的人。《一地鸡毛》的叙事方法也是让人感觉到这不是某个单位的情况,而是当时单位的一种普遍状况；让读者感觉到小林和小李不是某个具体阶层的人,而是当时单位上年轻人的代表。
其次,小林和小李是怎样的人呢?小林和小李,没有了诗意想象,丧失了对事业、对社会的理想与关怀。小李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在小林的眼里,是一个爱干净、沉静的姑娘,还有些淡淡的诗意。几年下来,就变得爱唠叨、很俗气。“小李白”在读大学的时候,喜欢写诗；毕业后,成了卖板鸭的个体户,忙着挣钱养老婆小孩。小林整天忙着日常琐事:排队买豆腐,买大白菜,为家乡来人心里忐忑不安。当然,忙于琐事,也是城市知识分子的一种常态,但小林是沉溺于琐事,或者是被琐事淹没,除了琐事,他似乎不关心别的。我们看不到小林和小李对自己事业的规划与设想,看不到他们对单位的建设与不满。
尤其可怕的是,小林和小李对他人的温情在一点点丧失。年轻人在大城市生存,确实有艰难之处,自身的能力也有限,比如经济上紧巴巴的,社会关系也很有限,不能帮助他人,但是,如果对他人的温情也一起丧失了,这个人就会变得非常冷漠。
小林的小学老师杜老师来北京看病,顺便看看小林。小林先是非常激动,十几年不见杜老师,这位杜老师对小林当年玩冰掉到冰窟窿里,不但没有责备,还把自己的棉袄给小林穿上。小林接着是尴尬,一是老婆小李不高兴做饭；一是自己没有能力帮老师找到好的医院看病。最后,看到杜老师在公共汽车上摇摇晃晃,还向他挥手,伤感与愧疚交织,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这样的小林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不过,三四个月后,小林接到了杜老师儿子的信,杜老师从北京回去后三个月就去世了。杜老师去世前叮嘱儿子一定要写信告诉小林,感谢小林的招待。小说这样描写小林读了信的感受:
小林读了这封信,难受一天。现在老师已埋入黄土,上次老师来看病,也没能给他找个医院。到家里也没让他洗个脸。小时候自己掉到冰窟窿里,老师把棉袄都给他穿。但伤心一天,等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到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这就是《一地鸡毛》的结尾。“难受一天”“伤心一天”表示小林确实有难受、伤心的一面,但两个“一天”,也许暗示了时间的短暂。诚如他所想的,死者已经安息,生者还要活下去。但整个叙事透出的一股冷气,还是让读者有些不寒而栗。老师去世的悲伤,小林没能热情招待的愧疚,很快就被那么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及满足取代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最后,那么我们要问一问:像小林与小李这样的年轻人,是不是他们甘于平庸呢?这里不能不提到他们所生活的小环境,这个小环境就是我们常说的“单位”。
“单位”,至今仍然非常重要。《一地鸡毛》这篇小说写于1990年。那个时候,全国的下海潮还没有到来。有单位的人,一般就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一地鸡毛》中小林、女小彭、女老乔、老张等人物在刘震云的另一篇小说《单位》中曾经出现过。
《单位》的写作比《一地鸡毛》早,两篇可算是姊妹篇。《单位》这篇小说写的也是单位的日常事情:单位分梨,梨子有好有坏,大家议论纷纷；老张升副局长了,谁将坐上处长位置,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还有老张与女老乔的风流事情；小林的入党问题；等等。联系两篇小说来看,小林的单位非常呆板,体制非常僵硬,没有激励机制,没有挑战机遇,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理想一点的发展目标,没有任何高尚一点的工作信念,自然也无法给年轻人更多的关心与鼓励。说实在的,这样的单位很像闻一多所说的,“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很像鲁迅所说的“大染缸”。任何人掉进去,都有立即被淹没的危险。20世纪90年代推行市场经济制度后,一批国家工作人员“下海”,进入私人企业或者合资企业,跟这些人的“单位”的死板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人生的困顿,在于遭遇实际的坎坷与磨难；人生的平庸,在于享受获得蝇头小利的物质快乐。单位虽然僵硬,但人,尤其是年轻人,如何从僵硬中活出灵活光彩的生活,如何从淤泥中散发莲花般的清香,仍然是需要考虑的。
(文贵良,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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