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彩陶罐
□鹊华秋
东海先民爱吃海鲜
河洛地区发现都邑
浙江余姚市井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发现的首个贝丘遗址,也是目前已发现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它已有8000年的历史,比相邻的河姆渡遗址还长了1000岁,是“河姆渡之祖”。
现在的遗址区是海拔仅2米的宁波沿海平原一角。在8000年前,这里是座西高东低的小山头坡地,面朝古海湾,井头山先民居住的村子每天见证着东海的潮涨潮落,只是后来经历了快速的海平面上升和淤泥的沉积,山头才被厚厚的淤泥掩埋。
贝丘,按照《辞海》解释,是古代沿海地区或湖滨居住的人类所遗留的贝壳堆积,其中往往包含有陶器、石器等文化遗物。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井头山的自然环境下,海鲜当然是先民们最难割舍的“心头好”。遗址发现了大量贝类遗存,以牡蛎最多,其次是蚶、螺、蛏、蛤。
在一些小土墩上,还发现了草编的痕迹。从形状看,很可能是古人盛海贝的篓子、筐子。考古工作者推测认为,它可能是用于滩涂浅水区捕鱼的鱼罩,鱼被渔民罩住后容易抓住,现在沿海渔民有的还在使用它。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海鱼耳石,根据动物考古专家研究,这样的海鱼需要划船捕捞,显示出井头山先民可能已经掌握一定的造船技术。
“这里生活的先民应是中国沿海最早的渔民,创造的是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海洋文化,并可能是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文化的重要来源。”在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专家论证会上,福建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如此评价。
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则是近年来在黄河流域的一处重要考古发现。双槐树地处黄河、洛水的交汇处,而河洛地区自古就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多个城址群,对双槐树形成拱卫之势,彰显出双槐树的王者气象。
双槐树遗址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与青台遗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丝绸实物一起,证明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双槐树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几十年来,良渚、石峁、三星堆等遗址的发现,证明了中华文明5000年并非夸大,而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则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双槐树遗址甚至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商代铸铜遗址“上新”
周王朝势力扎根宁夏
湖北武汉市郭元咀商周遗址以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遗存为主。该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商代铸铜遗址,也是继盘龙城遗址之后,长江中游地区商人建立的一个新的聚落中心,对于揭示长江中游文明进程具有重大价值。
在一处面积约1100平方米的人工台基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丰富的铸铜遗迹。这些遗迹涵盖了熔铸生产的主要活动环节,表明这里至少存在精炼粗铜、熔炼合金、铸造青铜器三类冶金生产活动。
经过检测,郭元咀遗址的铜器及铜渣样品以高放射性成因铅为主,与中原地区洹北商城等商朝都邑的金属资源一致,其陶范质地也相似,说明两者在资源与技术上存在关联。郭元咀遗址与鄂东地区矿产资源完全相符,表明此地出土的铸铜原料,有部分来源于鄂东、赣北等地的长江铜矿带。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碳14测年,并结合考古学文化分期,郭元咀商代铸铜遗址的年代大致距今3300年至3220年。最近“红得发紫”的三星堆遗址4号祭祀坑,年代距今3200年至3000年之间,两者时间较为接近。两者同在长江流域,理论上存在铜料或工艺交流的可能,或许能推动三星堆文化的研究。
以往学界认为,西周西北方向的疆域只到今甘肃灵台县、崇信县一带,再往外是由犬戎所控制。宁夏彭阳县姚河塬西周遗址位于目前已发现的西周遗址中地处最西北方,从而将西周疆域拓展到了今宁夏南部及泾水上游一带。
姚河塬遗址是一个“五脏俱全”的遗址,宫殿区、墓葬区、制陶作坊区、铸铜作坊区、城墙、护城河以及甲骨文等一应俱全,这在全国已发现的西周遗址中极其罕见。62万平方米的面积,比故宫也就小那么一点,3000年前的边陲古城达到如此规模,着实令人震惊。
姚河塬遗址中发现的甲骨文总计150余字,是已发现西周时期甲骨文中最长的连续性铭文,其中涉及到国别以及与戎人的征战,是周戎关系重要的史料。其中,龟腹甲骨文属于微刻甲骨文,20多个刻字全部集中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范围内,不拿放大镜甚至无法看清文字内容。在当时能够刻出这么小的字,让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处从来没有历史文献记载的神秘古国。姚河塬遗址与中原分封的诸侯国性质一致,表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与东方地区一样,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这对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将会极大拓展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
唐军家书催人泪下 吐谷浑王墓多奢华
“春景渐芳,暄和未尽,不委如何……”这封家书,来自唐朝的一位戍边将士,它最终是否送达到家人手上,不得而知。1200多年后,这封家书在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唐代烽燧遗址被发现,让读者唏嘘不已。
该遗址位于新疆巴州尉犁县境内的荒漠地带,顶部的房屋等建筑遗迹已被千年风沙摧毁,烽燧的迎风面也遭到严重风蚀,仅剩下原来的一半左右。即使如此,它依旧巍然屹立。
大唐的繁荣离不开针对西域地区设立的都护府制度。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又辖龟兹、碎叶、于阗、疏勒四镇。这些措施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也促进了大唐的繁荣。这处遗址就是当时西域都护府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
遗址中已出土纸文书、木简861件,是近年新疆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批唐代汉文文书资料。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许多内容为国内首次考古发现。
从文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烽燧中的戍卒很是辛苦,除了严格执行烽燧制度(白天燃烟叫燧,夜晚放火叫烽),还要种地、备薪草、巡逻放哨等。一些戍卒把酱菜、干菜叶作为礼品送给上级,可见当年边塞物质生活的艰苦。
热水墓群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境内,为1996年“全国十大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热水墓群共有封土墓300余座,其中2018血渭一号墓被认为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结构最完整、布局最清晰的高等级墓葬。
2018血渭一号墓为木石构建的五室结构,首次发现地上墓园建筑,地下墓室规制复杂,主墓室内有壁画、彩绘木棺,并发现有各类殉葬动物。在甬道随葬有大量的绿松石、金箔、金器,发现镶嵌绿松石的金象、彩绘人形木牌、金包木等,极尽奢华。
该墓的地上墓园建筑、棺床以及主墓室东西两壁用涂红彩的斗拱装饰,元素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特征。墓葬出土的木构建筑模型,以及与道教相关的五色石、大量中原的丝织物,充分证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出土的马具、铜甲、铁甲、漆甲等,与文献“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记载相吻合,表现出精湛的制作工艺。
考古工作者在墓室内清理出一枚刻有骆驼纹、古藏文的银质印章,印章印面中间是一个骆驼纹,两边有一行古藏文,汉语意为“外甥阿柴王之印”’。历史上,吐蕃称吐谷浑为“阿柴”,为控制吐谷浑,吐蕃王室与吐谷浑王室联姻,形成了特殊的甥舅关系。
根据墓室出土的金器、丝织物等,结合棚木树木年轮测定,该墓的年代在8世纪中期左右。敦煌吐蕃经卷中记载,吐蕃墀邦公主嫁给吐谷浑王,她的儿子是莫贺吐浑可汗,这与墓葬的树木测年基本吻合,同时也和墓葬出土人骨的年龄比较吻合。如果以上推断正确的话,墓主人有可能正是莫贺吐浑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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