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在读书认字。
提起“庄户学”,沂蒙山区老一辈人该有多少深刻的记忆啊!“庄户学”的兴办,犹如黑夜里一道明亮的光,让沂蒙山区千百年来饱受没有文化之苦的农民识了字有了文化,解除了“算盘响,眼泪淌”的悲苦。
1939年5月,一支八路军队伍挺进沂蒙山,从此,沂蒙山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尤其是在素称“小延安”的莒南县,1941年3月,中共山东分局等领导机关和八路军第115师司令部由鲁中转移到莒南县的大店,这一移驻长达近五年。当年春天,驻根据地各党政军机关所属专业剧团举行联合观摩演出,共有八大剧团参加在莒南县渊子崖村的演出,为期十天的文艺会演轰动了整个滨海解放区。6月,在莒南县西岭泉村又举行了有十一大剧团参加的文艺会演。这两次会演推动了莒南县乃至整个沂蒙山区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此后,有条件的村庄都成立庄户剧团,剧目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通俗易懂,很受群众欢迎。农民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翻了身,文化上也翻了身。到处呈现出“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景象,人民群众求知求乐的心情空前高涨。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莒南党组织在发展初、高级小学的同时,还建起了冬学、识字班、夜校等。抗日民主政权普遍建立后,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加强了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
为适应根据地的需要,进一步壮大革命队伍,提高根据地军民文化素质,1941年7月,滨海中学在莒南县洙边区石门涧村正式成立。著名作家、《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曾经任过教员。著名作家《闪闪的红星》《党费》《七根火柴》的作者王愿坚也是这一时期的学员。后来,王愿坚又成了一名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教员,活跃在沂蒙山这片激情的热土。
1943年11月,刚从滨海中学师范毕业的张建华,应莒南县洙边区刘家莲子坡村的要求,到该村创办起“抗日小学”。开始时,他按照正规小学的办法教学,除周日外每天上课,不久学生越教越少。经过调查,张建华发现农村缺少劳动力,家庭生产、生活根本离不开孩子们。于是他不再要求孩子到校上课,而是主动走到他们中间,帮助他们拾柴、割草,利用休息时间,教他们识字,给他们讲故事。之后,他就将孩子们编成拾柴组、割草组、放牛组,每组发给一个小黑板,他每到一组,就在木板上写几个字,先要求学生会念,再要求学生会用。除识字外,他还教学生唱歌,渐渐地参加小组识字的学生多起来,还增加了不少女生。这种学习和劳动相结合的方法,激发了学生劳动、学习的积极性。牛肥了,草割得多了,柴捡得也多了,村干部和家长说:“这样上学很合乎咱庄户人的口味,像个庄户学堂。”于是,“庄户学”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
这种形式也适合成人学习,于是庄户学由儿童班,逐渐发展到民兵班、青年班、壮年班,甚至办起了老年班、炕头班。莒南县文教科将这一经验迅速在全县推广,将原来的“抗日小学”识字班都改成“庄户学”,原先没有创办学校的村也开始办学。一时间,全县形成了办“庄户学”热潮。
从一般的冬学、民校、识字班到庄户学,是莒南县文化建设上一项重大变革,它使教育与抗战、教育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更加广泛地联系了群众,扩大了教育面。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变化,庄户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有了进一步改进和提高。在教学内容上,与战争形势和政治运动紧密配合。如开展“双减”(减租减息)运动时,庄户学组织“谁养活谁”的讨论；大生产运动开始,又转向宣传“变工队”“互助组”的好处,宣传农业生产技术。有的地方还将动员参军、支前、锄奸、生产任务编成顺口溜,写成短文、快板,利用黑板报、演唱等形式进行宣传。省妇联还把常用字,如记账、打路条、打日本、杀汉奸、求解放等,编成妇女识字课本,深受庄户学妇女班的欢迎。教学内容的改进,将抗战教育、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融为一体,提高了群众的觉悟,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在教学方法上,为了适应敌后的工作环境和群众生产劳动习惯,灵活多样,因人因地而异。敌人进行“大扫荡”时,除个别班组进行秘密学习外,多数一律停学,农闲时集中学,农忙时分散学,大忙时停止学。“识字班”(沂蒙山区对未出嫁姑娘因大多参加识字班学习而形成的称谓)家务少,学习热情高,在中午或晚上集中学,中年妇女忙完家务,完成支前任务后抽时间分组学,老年妇女行动不便,则在墙根屋角组织读报。大生产运动中,以生产小组为学习小组,既照顾了生产,又方便了学习。
庄户学在沂蒙革命根据地得到全面推广。莒南县金沟官庄764口人,三年前没有一个识字的,到1944年底,识字的已有300余人,全村妇女除患重病者,全部参加了学习。到1945年初已有10人可以看懂《滨海农村》报,有的妇女还可以写简短消息。1945年初,鲁南区10个县,据不完全统计,庄户学达到3348处,学员达到19余万人。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订报、读报的也多了,莒南县生产小报发行1100份以上,还订《滨海农村》报2000多份。大批工农通讯员成长起来,优秀诗歌、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及美术作品也纷纷问世。
莒南县彭家仕沟的庄户学设有青年、儿童、识字班、老年、妇女、农会等分校,学习与实际结合,识字班都能识到五百至一千个字。群众不分阶层年龄,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教育推动了工作,在工作中又受到了教育。在整风会议上,农村妇女发言踊跃,有条有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山东新华书店总店由莒南县后静埠子村迁入临沂城。半年后统计发现,六个月来共售出584万元书籍,其读者六成是部队机关的干部,四成是群众,这与庄户学的普及有很大关系。
莒南县洙边剧团“谁第一个参军我就嫁给谁”的梁怀玉等,配合动员参军,编了不少参军的秧歌。莒南县十字路韩大娘送最后一个儿子参军时,还自编自演《送子参军》。双减运动中,许多剧团排演了《减租》《谁养活谁》等节目。大生产运动中,又编演了《郑信开荒》《懒汉回头金不换》等剧目。根据莒南县刘家扁山青年刘纪湘参军的真人真事编演的《过关》,风靡全滨海,并获得了“五月”“七月”征文一等奖,受到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及山东省文协的通报表扬。
在冬学、夜校、识字班、庄户学普及教育大发展的同时,沂蒙抗日根据地还活跃着“战时游击学校”——中学和师范,它们虽然没有固定的校址,没有正规的设施,但在艰苦的敌后环境中,却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人才,向党政机关和部队输送了大批干部,同时,他们还开展了各种支援战争、服务战争的活动。庄户学的出现,加快了红色文化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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