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左二)在仰韶遗址第一次发掘前与合作伙伴合影留念。
□马纯潇
起点为何是仰韶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是仰韶遗址的发掘?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难道不是考古学著作?没错,在现代考古学出现之前,我国在宋代就兴起了金石学,这可以算是考古学的前身。但是,正如中国人早就发明了火药,道士的炼丹术传统更加悠久,却未能产生现代化学科学一样,尽管中国的金石学出现很早,而且民间的盗墓技术也相当发达,却未能发展成为现代考古学。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考古不是随随便便、简简单单的挖掘,而是有一套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支撑,能用于出土遗迹遗物的时代认定、空间认定、文化内涵认定等。以这套科学方法与理论支撑产生的田野考古,才被称为现代考古学,而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则缺少科学方法和科学理论。因此,直到100年前的1921年秋天仰韶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中国现代考古学才真正诞生。由安特生主导的仰韶遗址的发掘不仅确认了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而且带来了一套欧洲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从测量、绘图、记录到采集标本,以及对发掘资料进行地质、地貌、动物、植物和陶器质地的多学科鉴定方法,至今仍为我国考古学者沿用。
向往中国的安特生
说到百年前的仰韶遗址发掘,一个叫安特生的瑞典人是绝对绕不开的。
安特生生于1874年,1901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取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并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他来到中国时是在1914年,已经40岁。
实际上他早就盼着来中国了。40岁的他在国际上已是一位声名显赫而又独具个性的大学者,但是他仍然心有不甘,而内心的遗憾是与他的同胞斯文·赫定对比产生的。1901年春,安特生曾以瑞典南极考察团团长的身份,亲自率团奔赴南极。然而因事前准备不足等原因仓促返回,最后成果甚微。可是斯文·赫定几乎在同一时间去了中国,并且发现了著名的楼兰古城,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安特生内心认为,他当初是选错了方向,如果他也来中国,成果一定不会比斯文·赫定差。因此当他在1914年受聘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时,立即欣然前往。
他来中国任矿政顾问,本职工作干得很好,来了不久就发现了多处矿藏。然而在1916年袁世凯倒台之后,地质考察的研究因经费短缺而发生停滞。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此后安特生把精力放在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上,研究方向由地质学逐渐转到了考古学,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的诸多成果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让他享誉世界,比如发现“北京人”从而拉开周口店遗址发掘的序幕,再比如他发现发掘仰韶遗址。
发掘仰韶遗址
安特生是如何发现仰韶遗址的呢?早在1918年,他就为采集化石来到河南的瑞典传教点,并在包括渑池县北部的某些地点发现了一些化石。1920年深秋,他又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出自同一个地点——仰韶村。安特生对刘长山带回的这些石器十分重视,他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1921年秋,安特生在征得农商部部长和当地政府同意后,从10月27日到12月1日,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了仰韶遗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安特生通过对比出土的遗物,认为这些遗址都在一个大体相近的时间,由同一群人创造,因此他正式以最早发掘的仰韶村的名字,将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这也是经过科学发掘后确认的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
仰韶遗址的发掘不但是现代中国考古学的起点,而且在学术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仰韶遗址发掘之前,国外学术界和考古界普遍认为中国在遥远的上古时代并无人类居住。雅克·德·摩根在《史前人类》一书中宣称:“中国文明始于公元前七、八世纪,我们完全不必理会它的史前史。”而仰韶遗址结结实实地打了这种说法的脸,随后各处遗址的发掘及研究推翻了世界对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刻板偏见,也为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古代文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值此中国现代考古学走过百年之际,我们当然为百年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自豪,但是也不应忘记我们的起点。回望安特生和他发现发掘仰韶遗址的经过,意义就在于此。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