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1979年秋天临到山东大学读书前,父亲跟我说他认识一位在济南新华书店工作的朋友。不出几日,父亲到济南公干,就到学校叫着我一起去了位于经三路与纬三路交会口西侧路北的书店,就是济南古旧书店那个地方。父亲的朋友姓戴,我叫他戴叔叔。听说我在山大历史系读书,戴叔叔先带我去古旧书店转了一圈。依稀记得书店是两层楼,楼下旧书居多,里间不规则地放了些民国时期的散书。二楼是大开间,靠墙立着玻璃柜子,也有那种敞开式书柜,柜子里存着的都是线装书籍,估计是比较珍贵的善本。那时我刚读大学,古籍知识浅薄,尤其是对线装书、旧书,识者几乎为零。从二楼下来,戴叔叔带我去了与之相邻的一个对外关着门、类似书库的大间,他说这里是内部书店,门外不挂牌子,外人不知,也不允许一般读者进来。转了一圈,果然看见很多在新华书店没有的书,随手翻了几本,在书的最后一页都有“内部发行”的字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内部书店的标志和来路。也就是说,内部书店是相对于新华书店的全方位开放而言,并无真实具名,是一种内部称呼。
父亲把书店的大门打开,引我结识了戴叔叔,其后我便常独自或与同学一起去书店。每次去总是先与戴叔叔接上头,在古旧书店装模作样走一遭,然后一闪身就跟着他溜进神秘的内部书店。现在想,所谓内部书店,虽然首要的一条是普通读者不能随便出入,其实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内部书店,而真正核心的问题是读书有禁区,然后分成三六九等的级别和书圈。哪些人可以读哪些书、能够买到什么书,都是按身份和级别划分开来的。大学毕业后,我这个爱书的人非常幸运地被分配到出版社做编辑工作,此间正好同在一个大院办公的某出版社,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印行当时还是禁书的《金瓶梅》(洁本)。据说上边给出的可购买读者群体,知识分子须是讲师以上职称的教授、副教授,不包括讲师,单位领导须是处级以上,包括副处级,属于绝对的“内部发行”。这样的书在内部书店有售,但要有单位介绍信,需本人到书店亲自买。后来我在一份资料上看到,内部书店的书除了像《金瓶梅》(洁本)这样的书,还有翻译成中文的国外名著和政治类书籍,如《拿破仑传》《战争风雨》《西行漫记》,甚至英国著名中国古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在内部书店发行。这些书我在内部书店都看见过,包括后来十分火热的《病夫治国》《新思维》,更是只能在内部书店购得。还有相当一部分打着“专供研究”用书,在内部书店发行,如萨特、布哈林的著作,大学或研究机构人员凭单位介绍信在内部书店限购一种。除了“内部发行”,还有一种书叫“限国内发行”,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胡适的日记》即属此类书籍。
从相关资料看,“内部发行”或内部书店的出现其实就是为了设置一道购书资格的门槛,如同购买《金瓶梅》需要具有教授、副教授和副处级以上干部身份,或多或少还是体现了当时一种有失偏颇的等级制和个人身份限制,是人为的政治生态产物。另一个方面,应看到困难时期无论纸张还是书刊印刷,都处在短缺落后时期,导致一些书籍控制性印行。所以,在内部书店会经常看到类似曹操、王夫之、章太炎的著作,后边也印着“内部发行”的字样。商务印书馆1973年出版的《中俄边界条约集》,被标注“内部资料”,只能在内部书店看到。如果不是当时纸张和印刷能力所限,这种书籍必定是要置于大庭广众之下的。
思想解放,清除掉读书禁区,是打开“内部书店”大门的唯一钥匙。济南的内部书店持续到哪年哪月,我不甚清楚。我想应该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思想变革特别是文化领域建设迈上新台阶,围在书籍周遭的篱笆被逐次清理,内部书店必然向伟大的时代敞开大门,拥抱万千渴望知识的普通读者。我翻出当年在内部书店买的那些书,有十几本,现在看来,这些书里有什么内容不能让广大读者知道?没有,放到现在是再平常不过的大路货。但是,内部发行和内部书店是时代的产物,在很多根本性问题没有厘清之前,作出各种各样的限制,符合时代特质。同样,这也是时代变迁的物证。内部书店的消失不会是一夜促成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纸张供应充足了,印刷机更新了,不再拖书籍印行的后腿。与此同时,思想解放达到相当程度,读书不再有禁区。社会与科学研究百花齐放、硕果累累,书籍出版数量大幅增加,不该有的等级和身份限制被取缔,在书面前人人平等,根本不需要掖着捂着了。我珍藏着从内部书店购买的图书,记着一段历史,感知时代赓续与进步所经历的那些风雨坎坷,其中体现了社会进步的过程。
转瞬四十多年过去,无论古旧书店还是内部书店,随着时代的变迁已不复存在,再去循迹,一切尽成往事。唯有穿梭于书柜间,流连忘返,其乐无穷,淘书时的那种快乐刻在心间,每每打开书页,喜悦升腾。我们读书时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生的精神力量很强大,读书似是唯一之责,见了书绝对有迈不动腿的那股劲儿。囊中却羞涩,上大学时,我口袋里只有母亲给的每学期80元生活费,买书真的需要精打细算才行,每一本书不仅带着浓郁的墨香,还有很诱人的肉米菜香,因为每一本书都是从嘴里省出来的。即使第一次跟着父亲到书店,我也不敢大胆出手。还是在父亲催促下,勉强买了两本课堂上用得着的书,一本是《说文解字》,另一本是《古代汉语词典》。庆幸的是写作本文之前,我又翻箱倒柜找到了这两本书,上面有我歪七扭八写下的名字和山东大学历史系以及年月日的字样。摆在案头,回味青春,重启那段认真读书的岁月。
后来在济南英雄山和中山公园旧书市场见过戴叔叔,跟他打了招呼,记得有一次他问了我父亲的情况。大概,戴叔叔比我父亲小不了几岁,那时候,他的身体看上去很硬朗。他退休后最喜欢去的还是有书的地方,只是近几年没再见到他。感谢戴叔叔,当年冒着违反纪律的风险带着一个大学生悄然而入。这是一条盘桓在书山中的秘密小路,让我有幸遨游在浩瀚的知识海洋。致敬戴叔叔,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您手里的那把钥匙不仅能打开济南内部书店的门,也打开了我读书的视野,让我恒久受益。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