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龙河
我重新开始写作,是2009年秋天。
之前,我是无数小商人中的一个。从1990年经商到2009年生意倒闭,经历了十九年的时间。我做的是出口欧美的地毯加工生意,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生意轰然倒塌。我在家里走投无路,文友辛希孟大哥对我说,重新开始写作吧,说不定能赚点零花钱。
就这样,我开始了写作赚零花钱的道路。说起来,这一次的写作动机不怎么高尚,但是没办法,当时一身债务,彷徨无措。
除了给报纸杂志写点文章赚点生活费之外,我根据自身经历,写了一个长篇,并于2012年顺利签约中国工人出版社。稿费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天大的喜事儿。出版社的李副总对小说评价比较高,还加了我的QQ,成了好友。我很兴奋,觉得自己很快就要扬眉吐气了,马上要从生活的低谷中走出来了。然而,这个长篇拖了两年,最终也没有出版。
那两年,对于我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水深火热,神经兮兮。睡觉做梦除了生意倒闭的无奈,就是小说要出版了,大悲大喜。后来我把稿子投给作家出版社的田老师,田老师告诉我,小说写得不错,如果是以前可以出版,但是现在不行,现在需要考虑市场。
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出版社出书是要考虑市场的。而市场,是个有点玄幻的东西,摸不着看不到,对我们这种文学写作者中的小虾米来说,市场基本等于个肥皂泡。
2013年9月,我的第一个长篇终于面世,但是我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我做过生意,也对图书市场有了一些了解,知道即便自己出了几本书,也翻不起什么波浪,小虾米顶多吹个寂寞的泡泡,转瞬即逝。
此后两三年间,出了几部长篇,也在《青年文学》《长江文艺》《山东文学》《光明日报》等杂志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在《新华书目报》开了文学评论专栏,可我感觉自己离作家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写作者如过江之鲫,皆怀成名成家之梦想。我天赋一般,也比较懒,而文学创作是需要持久的努力,需要下功夫研究的。像我这种自由撰稿人,其实就是无业游民,首要问题是生存,要养家糊口。纸质书市场急剧萎缩的时代,是自由撰稿人的持续噩梦,每天醒来,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写才能赚钱吃饭,至于文学,已经不是首先要考虑的了。
此后的很多年,我一直保持一年出一本或者两本书、发表一两个短篇的节奏,剩余的时间,就用来写剧本,赚点钱养家还债。
从2013年到现在,我一共出版了十三部长篇小说,有几次差一点就把小说的影视版权卖了,最后却功亏一篑。小说出版也是各种滋味。
《被诅咒的要塞》在2012年就签约出版,此后经历过四次签约,出版方四次违约,最终于2019年才印刷上市。在出版之前,还有一家影视公司联系我,让我改成电视剧,我写了梗概发给他们,他们比较满意,让我写分集。如何付款都谈好了,影视公司却突然垮了。
今年出版的《四通鼓》也经历过几次转折。
为盲人写一个小说的写法由来已久。我为此用时三年,采访了周围能打听到的所有会说大鼓书的盲人。这些盲人,大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他们能记住的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故事,我便打算把这个长篇的时间段定位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跨度六十年。
2019年秋,中国作协和山东大学联合在威海开设“网络时代的文学评论”培训班,晚饭后,大家一起讨论当前的文学作品,中国社科院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老师谈到刚颁布不久的茅奖作品,比方《应物兄》《人世间》等等,我则谈到了我的这个长篇。白烨老师对我如何写“文革”这段历史,提了一些建议,让我感触很深。经过慎重思考,我决定把这个长篇的年代再朝前提一下,按照年代分为两部,第一部是从民国初写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便是以盲人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四通鼓》诞生的初始。
《四通鼓》除了写盲人在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命运之外,我还企图探索历史和地域文化以及人物所处的位置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人性的底线到底在哪里等等思考了很多年的问题。
《四通鼓》出版后,反响总体不错。前些日子,责编老师告诉我,《四通鼓》在中国五月份好书榜评审中过了初选,出版社已经把终审需要的书籍送了过去。但是好长时间没有听到终审的消息,我猜测,这应该是终审没过,责编老师不忍心把结果告诉我。善良的责编啊,其实这算什么呢?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幽暗的黑洞里爬行,遭受打击无数,这点事儿根本不算什么。
写作多年后,生活基本能维持了。我们几个师友还一起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影视工作室,并搞了几个小项目。五年前,我突然就厌倦了在北京的生活,把北京的工作也辞了,回到了老家,开始写百无一用的小说了。
与十多年前鼓动我重新写小说赚零花钱的大哥辛希孟闲聊,他说,我们这些人,其实还是有无法撕裂的文学梦。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文学虽然已经被社会边缘化,但这是我们的渺小的梦想,是我们生存的意义,这种意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深入骨髓,根植于大脑,不死不休。
永远忘不了二十岁那年的一次痛哭。那年我的中篇小说《日劫》在《钟山》过了二审,编辑老师写信让我去一趟南京,我和大哥辛希孟商量。辛希孟大哥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小说,是我们一帮文友中的带头大哥。他对我的这个小说很看好,对编辑老师的要求不屑一顾,说咱不去,咱稿子好,不发是他们的损失。老大哥无边的单纯的荒诞的自信,也让我头脑发昏,就没有理睬老师的要求。
接到编辑老师的信后的几个月,是我从事文学创作这些年,最为幸福和兴奋的一段时间。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文学热潮尚未完全过去,一篇小说很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然而,就在我热切地等着样刊的时候,却接到了编辑部的退稿信。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拿着被退的厚厚一摞稿子,躲在家里哭了一个下午。也就是那次打击,使我决定暂且放下写作,想法赚钱生存。
转瞬之间,三十年过去,知天命之年,我依然在为前途渺茫的文学创作而努力,虽然已经不会为退稿而痛哭了,但是文学对于我来说,依然是可以为之哭、可以为之笑的伟业。有人说文学是弱者的伟业,其实相反,我认为从事文学创作,必须要有千锤百炼不回头的精神。
最近正在写一本以民国为大背景的新书,主角是一个小戏法师。我对民族精神中蕴藏的戾气和无序一直很惶惑,期待在新书中有新的发现和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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