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铜像
王懿荣照片
(《陈介祺研究》,孙敬明、吉树春、黄可主编,齐鲁书社出版)
□吕金成
一
王懿荣,字廉生,山东福山(今烟台市福山区)人。王懿荣自幼在家乡读书,十五岁时与弟、妹侍母进京,随当时任职兵部主事的父亲生活,此后一直寓居京城。光绪六年(1880)中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京生活期间,虽然家境比较困难,但还是尽量省吃俭用,以购买古铜器、石刻、钱币、印章、古籍等,甚至因此将妻子的嫁妆、首饰典当一空。只要他认为有价值之物,“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钩稽年代,补证经史……每多创见”。王懿荣著有《汉石存目》《攀古楼藏器释文》《福山金石志稿》《天壤阁杂记》等十几种学术著作。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王氏发现甲骨文,并“审定为殷商故物,购得数千片。是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开创之始”。可惜王懿荣还没来得及实现深入研究这些珍贵文字的愿望,便于次年七月八国联军入侵之际,投井殉国。王懿荣对于甲骨文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发现,也有赖于其在与陈介祺等交往过程中打下的扎实的金石学基础。
陈介祺与王懿荣的从政道路是迥然不同的。陈介祺作为一位正直的学者,性情恬淡,不能适应宦海风波,对时政尤其是官场中的黑暗与凶险极为不满与厌恶,加之其父亲陈官俊又去世,所以他选择了辞官归里、潜心治学之路,从他所撰写的“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曾种桃花,不知汉魏；犹存松菊,自谓羲皇”两副楹联中可见他的心志。虽此,陈介祺的思想根源还是忠君报国。道光皇帝卒后,其表心志云:“痛念先君受恩之深,君臣一气,痛切寸衷,莫知所以。敬奉遗旨,哭告主前,自念君父之恩,此生皆不能报,心裂肠断,五内崩摧,罔极同深,余生何足惜哉。痛甚,痛甚。”王懿荣在从政上则有着鲜明的以身许国的忠孝观念,其在母亲去世后曾写信给次子崇烈言“吾父母吾不能奉养矣,此后之致身君国者,赴汤蹈火亦不敢辞”,即表明了其忠心报国的愿望和决心。
二
在陈介祺与王懿荣交往的十二年中,可考的往来书信有70余通,其中谈论金石文字的有60通,千字以上的就有12通,多者则洋洋三千余字,且多有写毕又行、再行及另附笺等情况,有的经三日方才写就。陈介祺虽与王懿荣通信略晚,但其致王懿荣的书信现存最多,与王懿荣通信时间最长。
陈介祺与王懿荣除书信往来外,会面只有一次。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新科进士王懿荣回乡探亲、祭祖,但他并没有急于赶回家中,而是沿途探寻金石古物,归家后仍然四处寻访。新年过后,光绪七年(1881)二月,王懿荣返京,同样访友问古,散资购藏。其经黄县(今龙口)在族兄王守训家小住后,来到潍县并住在陈介祺家中。王崇焕《王文敏公年谱》中有“过潍县,住陈簠斋太守家”的记载。王懿荣本人在《天壤阁杂记》中记为:
二月间,取道北上……过潍县,住四日,遍访赏鉴家。在陈寿丈处三日,书画古器不具数。见所藏朱子《楚词》与协卿本装潢皆同。见南郑丽珍所藏古泉、古砖、古印。南郑宋板《四书》,闻寿丈称之,未见。槐堂故后,家无长丁。陈九兰藏四朱及賹化种类极多,皆《泉汇》所未收。陈小兰以办盐下乡。《桑梓之遗》书画一大宗,未见,闻有总目。得一六字刀,十五金。又得高君二字,极佳之。大量几专车,今尚存西泉家。得“齐”字砖二。
王懿荣在潍县停留了四天,并拜会了潍县的其他收藏家。其间,王懿荣用三天时间遍观陈氏所藏,所观“不具数”,足见陈介祺藏品之丰富。这次会面是在二人往来书信八年、彼此心仪已久的情况下发生的,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要在书信讨论的基础上进行面对面的深入沟通。不仅如此,王懿荣从潍县回京半年后,将次女崇媖嫁给陈介祺婿吴重憙之次子崶,使二人又具有了亲戚关系。
三
经考察,陈介祺与王懿荣之书信往来始于寄赠金石拓片,终于寄赠金石拓片。同治十二年(1873)陈介祺首次致函王懿荣,仅有“新访拓文登晋咸宁司马长元石门题石二纸,敝藏石拓十四种,乞察存。大著先缴,乞录副见寄,以便增注”数语；至光绪十年(1884)最后一封信中尚云:“新得古戈一、小石造象一(天保王鸭十四人),拓以伴函。时企惠拓新得也。”时距陈介祺去世不到70天(按:光绪十年闰五月),中间几乎每函必伴拓片。即使未伴拓片,亦多以新物出土信息相互转告。陈介祺与王懿荣之间还经常交流拓印的技法。陈介祺曾对王懿荣这样说道:“经年累月椎拓不休,其间破裂摩擦之憾,周旋酬应,抵牾含容,教拓絮聒,收支检护,心力之繁难,束脩纸墨一切之费,盖八年于兹,而近年尤甚,此事未尝一日少有间断。今之好尚共趋于此,或者天欲斯文之绝者少有所续,而一二好文字不作玩物者讨论之,则此拓之劳,诚不能已。”这确是陈介祺当时的真实写照。王懿荣致陈介祺的信更是如此,并常伴以“京报一捆并上”“京报接前拨者续上”等。王懿荣所藏古物,多由其夫人黄兰拓印。惜黄夫人体弱多病,光绪三年(1877)就病逝了。
四
陈介祺与王懿荣之间的交往,主要还是围绕金石学研究,探讨治学方法、谈论辨伪心得、考释金石文字等。讨论治学方法与途径是陈介祺与王懿荣往来书信中的重要内容,尤其陈介祺致王懿荣书信之长篇宏论者多为此,两人纵横古今,宏论博述,涉及面极广。在他们的探讨中,陈介祺重点阐述了将金石学放在整个古代文化的背景下去审视和把握,从源头上研究古人学识的真谛,通过“博学、笃志、切问、近思”,探索金石领域的道理和规律,即以“理”究源,衡之以学术。而其主张坚决摒弃主观臆断和猜测的学术观点,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如:
知圣人之心,然后可以知圣人所作之字所言之文,而非可以浅尝圣人,如童蒙而自矜也,有所见则谨而识之,而无可以自是也……通形象,非通古文字不可。通古文字,非多见真钟鼎古器文字不可。今日而欲求秦以前古圣人文字之真,敬进一解曰,通真古器文字,非多读古人书,而深研圣人所反求天地自然之理,有得于圣人义理之心不可,人虽作不到,而理自不可易也。后人所不知圣人之事有二,古文字其一,道理其一也……古人作字之始,止是圣人之心,有学问道理,彻上彻下,包举无遗。于一事则以一指明之,于一意则以一字领会之,于一形则以一字象取之,于一声则加一字以谐合之,四者用所不足,则转注假借而引伸以通足之。(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致王懿荣)
陈介祺始终把“多见”放在金石学研究的第一位,强调古文字研究要以多见为第一,考经为第二,证许为第三,这实际与前文所述的尽量详尽地占有金石资料是一致的。书法篆刻艺术的创作及辨伪均是如此。非多见无法提高眼界,眼界低无以取得研究与创作成果。对此,陈介祺对王懿荣多次提及:
不识字之铜贩,多见出土器即能辨其真伪,学士大夫乃不能辨之邪。(同治十三年五月致王懿荣)
奇而无理,工而无力,则必伪,似已道尽。其理与力,则用心于古文字,多见而识之自喻,不能口舌争也。(同治十三年十月致王懿荣)
陈介祺对学术研究的态度一向是极其严谨的,他强调学术研究必须经过字斟句酌、逐一分析、不断地进行去伪存真,如此方能有出路。分析是陈介祺在致王懿荣的书信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
学问之事,全在分析而不亻龙侗,亻龙 侗止是不分析,分析得十条路出,方知此一条是九条皆不及,而知之愈真,行之弥笃,是皆能分析之力也……推之书不字字句句分析去读,文不字字句句、段段节节分析虚实浅深开合反正去读,碑帖不分析钩撇点画起住一笔笔分析开去学,止是整吞很捉,何由得一分明路径。分得清,积得富,又见得同之不同,不同之同,则合之而大,贯之而通。小大盖莫不然,特在人权轻重而用吾心耳。(同治十三年九月二日致王懿荣)
五
求真是陈介祺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主张,是检验真好古与附庸风雅的试金石。他强调学问无穷,不可自是,唯用心以求其真知。只有真好者,方能全神贯注,穷其精力、智力、财力于一业,从而取得较大的成果。这一主张更是陈介祺与王懿荣多次互勉的内容:
真知从笃好中出,笃一分真一分,笃一日真一日,笃在小在偏,真亦在小在偏,不敢谓知不真者之皆好之不笃,而不敢不自益笃所好,以求知之益真,所愧者仅在古文字,而非古义理,尤愧均未能实致其力。所企君子能之,而因有以启迪我耳,不可以魔障自喜而自囿也。(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四日致王懿荣)
凡事之无可如何者,其本只是自己作不到,与世浮沉而不求诸己,则终作不到矣。作不到认真二字,事焉能有所为乎?(光绪十年三月十二日致王懿荣)
对于陈介祺的认真精神,王懿荣至为钦佩:
吾丈自与侄通书以来以及见与诸老辈函答之件,皆始终如一,首尾不苟,此外诸先生所不能也。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则至敬守一之怀,非侄辈浅人所能假托摹拟也。(光绪元年十一月十日)
王懿荣还因与陈介祺相比自己的字迹潦草而几次向陈介祺陈述理由并谦请谅解。王懿荣在致陈介祺的信函中谈论学术较少,多只涉及对某具体古物或铭文的说明或意见。
六
古文字考释是陈介祺与王懿荣交往中经常探究的重要内容,除他们之间相互探讨外,陈介祺还经常将王懿荣的学术成果向其他学友推介。如对王懿荣首先提出《尚书》中“宁王”“宁武”等文中的“宁”系“文”字之误,陈介祺对此颇为赞同,并连同自己的观点一同向潘祖荫作了介绍:
福山王廉生农部懿荣书来,谓大诰宁王宁武皆古文字作 作 之讹。余谓文人见诗,前文人见兮中钟西宫簋,尤不可移,则大诰之为真古文亦定矣。伐武庚之罪,自当告武王庙,三叔之罪,自当告文王庙,则文王文人之说,甚为有见。(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致潘祖荫)
高水平的辨伪是奠定陈介祺在金石学史中突出地位的重要基石。陈介祺与王懿荣多次探讨辨伪问题,陈介祺从器形、款识、义理、视野等方面大处着手、小处着眼,向王懿荣传授了许多辨伪经验:
伪刻必有斧凿之痕,以铜丝刷去之,则又有刷痕而字锋又失。且旧物手摸即可知(铜玉等皆然,古物皆然)。伪者必不浑融,伪者斑下无字,斑中更不能见字。古器过朽,铜质无存,则字不可剔而可见。真者字底铜有汗积灰,必不能伪。铸字刻字必可辨,铸字佳者,每上狭而下宽……书自有时代,相较可知。书亦有工拙,书亦有王朝与各国之不同。文义亦有定制,多见类推,自可知也。(同治十三年五月致王懿荣)
古人用心无大小皆用其极,小者只是其心用熟,自然能如此,非如后人止专在小处搜求也……常人之器以形别,有国有位之器以文别。(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致王懿荣)
陈介祺的书法篆刻艺术观点多是从其对于金石学的深厚研究中派生的,其书法散发着浓郁的“金石味”。陈氏著有《习字诀》行世,各种书体均多融古法,笔锋犀利,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他在艺术观念上是鲜明的崇古主义者,如同治十三年五月陈介祺在致王懿荣的长信中说“古人之字只是有力,今人只是无力。古人笔笔到,笔笔起结立得住,贯得足,今人如何能及。不知只是未向此中追求,好古必以文字为主也”,透视出其对书法艺术取法的独特感悟。
(本文选自《陈介祺研究》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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