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画像
周永年是从济南走出去的清代学者,一生经历了求学、治学,从而达到博学、精学的境界。
周永年留下的著述不多,然而不论儒家、法家、道家、兵家、经书或者术书、医书、农书、声律、谱录等类书籍,他都校刊、编定过。凡经过他手的书考证详实,得以流传后世。他曾将举家5万卷藏书,与清代学者桂馥等朋友合力设立潭西精舍“藉书园”,资助无钱购书的士子,因此被誉为“图书馆之父”。周永年精确校刊,有效地纠正书中之误。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著作家身上时,有几人关注过编辑家的付出?周永年的“潭西精舍”惠及济南读书人,他编辑的《四库全书·子部》则惠及天下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
周永年一生没有离开书籍。他生于清雍正八年,逝于乾隆五十六年,是乾隆三十六年进士,那一年他41岁,之前一直居住在济南,家在泺源门外东流水街,父亲是小商人,家境并不富裕。周永年在41岁之前能收罗5万卷藏书,既需庞大的财力,又需不倦的精力。
周永年青少年时就读于泺源书院,泺源书院距他家不远。作为学生,他文质聪慧,深得主讲沈起元先生赏识。沈起元是清代著名的理学家、官员、教育家,受聘于济南、扬州、南京、太仓、娄东诸书院,与张伯行、钱大昕、冯桂芬并称当时的四大教育家。沈起元给周永年的评价是,“其文矫然,其气凝然,百无嗜好,惟嗜书。历下书不易得,生故贫,见则脱衣典质,务必得,得则卒业乃已”。从这一评价中,我们可以窥见周永年那5万卷藏书何等来之不易。
正是这样孜孜不倦地集藏与苦读,造就了周永年兼济天下的胸怀。纵观周永年一生,他做了两件足以让青史铭记的大事,一件是创立了“潭西精舍”,普及文化；另一件是编辑《四库全书·子部》,矫正文化知识中的谬误,都是巨大的工程。
乾隆三十六年,周永年考中进士后进京任职,所任何职?《清史稿》只说“与晋涵同征修四库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然而乾隆皇帝决定编纂《四库全书》是乾隆三十七年的事,这里有一年的空白期不祥。史载,周永年提出“再倡儒藏说”,提出“集合儒藏、释藏、道藏鼎足而立”的图书设想。当时安徽学政朱筠也上疏创立本朝的《永乐大典》,乾隆皇帝权衡两策,遂下决心编纂一部本朝的类书,并命名为《四库全书》。从这一个时间线推断,周永年入仕后应该进了翰林院。
周永年真正进入《四库全书》的编辑队伍,是乾隆四十年的事,全书编辑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年。周永年以博学的声望,被大学士刘统勋推荐,成为编修官,并授予庶吉士。在此之前,《四库全书》编辑队伍浩大,挂帅者是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璿,皇室郡主子敏中出任总裁,出任副总裁的是六部尚书、侍郎,集中了朝中的大学士。但是,这个队伍凑热闹的多,干活的人少,真正能把关的人似乎更少。周永年甫一进入,就被授予《四库全书·子部》主编,足见人们对他的器重与期许。
《四库全书·子部》是难度极大的一个杂类,分14个类别: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类、释家类、道家类,非博学广识不能担当其重。《四库全书》为什么要设“子部”?“子部总叙”有解释:“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这是框定子部的总原则,也可以认作《四库全书·子部》的总体范围。
《四库全书·子部》囊括了这个范围的书籍,既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浩瀚,又带来梳理上的困难。《四库全书》编辑之初要搜集资料,各地官府征集民间集藏,会集北京,各地藏书家也纷纷捐赠,一时图书云集。一些著作历代传抄,印本差异很大,要想在差异中找到一个正确的版本,必须查阅同名著作的多种刊行本,予以对比确认,这项工作极大地考量着编辑的学识。当时编辑队伍有3600人,都是进士出身,周永年担起这个担子,重量不轻。事实证明,《四库全书》其他的三个部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错,只有周永年把关的子部误漏最少。《清史稿》“周永年传”说,“(周永年)在书馆好深沉之思,四部兵、农、天算、术数诸家,钩稽精义,褒讥悉当,为同馆所推重。”
清末书评家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当时诸编修急于事功,不加搜辑、校勘,草草堆积,只有周永年‘独为其难,如馆臣初未采及之宋《三刘》文集,永年搜辑之,始入《四库全书》’”。“三刘”是江西永新人刘敞、刘攽兄弟,还有刘敞的儿子刘奉世,他们编辑了宋代的诗歌总集,史称“永新三刘”。显然这是一部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但是被《四库全书》“馆臣”遗漏了,正是周永年的抢救才得以保存下来。此外刘敞著《公是集》、刘攽著《公非集》等一大批佚书,都在他的关注下保存下来,并收入《四库全书》。
周永年致力保护文化遗产。很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到周永年的“藉书园”上,“藉书园”也被看作中国图书馆的发祥地。周永年考取进士之前就有建一座“藉书园”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理论基础就是“儒藏说”。这一学说并不是周永年所创,是他沿用了明代文学家曾学佺的思想,起初的意思是将儒道二家的集藏为“儒藏”。周永年重提“儒藏”,创立“藉书园”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桂馥深知“藉书园”的意义,他在《周先生传》中说,周先生曾“约余买田,筑借书园,祠汉经师生等,聚书其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顾余所得书,悉属之矣”。这一段话讲了建园的初衷和艰难,桂馥为此把自己的藏书都投入其中。
桂馥是周永年的朋友,书法极其精妙,受周永年邀请曾赴京师誊抄《四库书稿》。他们相约的“藉书园”,选址在济南东流水街潭西,那里有一座五龙潭,也有一座潭池风景秀丽。然而周永年完成《四库全书》后,就被调到贵州充乡试副考官,建园的事由桂馥主持。经三年营造,三楹房舍落成,桂馥考察周边环境,发现书园南有一个小塘,遂命人开凿,扩成阔三丈、深一丈八尺的大水塘,谁知这一挖,竟挖出了一泓新泉,一时水势浩大,桂馥将书园命名为“潭西精舍”。《清史稿》说,“‘藉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钞,以广流传。惜永年殁后,渐就散佚,则未定经久之法也。”
周永年的著述都是目录学著作,他也是目录学家的祖鼻,有《周氏藏书目录》《水西书屋藏书目录》,此书由他的恩师沈起元作跋,《籍书园目录》,由刘喜海作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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