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六博图刻画了汉代人醉饮高呼的情态。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酿酒器具灰陶大酒尊。
□孙晓明 孙辰龙
酒的始酿
汉代人称酒为“天之美禄”,说它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礼物,既可合欢,又能浇愁,这样好的东西,究竟是何人何时发明的?说法不一,莫衷一是。
按《太平御览》引佚书《世本》:“仪狄(夏禹时代的女酒官)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吕氏春秋·审分览·勿躬》也有类似说法。《战国策·魏策二》叙说更为具体,云“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中也述及仪狄和杜康作酒,他赞成《世本》的折中说法,以为“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杜康作秫酒”。田园诗人陶渊明在《述酒》诗的序中更有高论,他说是“仪狄造(酒),杜康润色之”。
应当说,中国酒的始酿并不是仪狄完成的,最早的酒比大禹的时代要古老得多。人类初酿成功,可能起因于谷物保管不善而发芽发霉,这种谷物烹熟后食之不尽,存放一段时间就会自然酿成酒,这便是谷芽酒。偶然到必然,古人自主的酿造活动便开始了。晋代文人江统作过一篇著名的《酒诰》,他所描述的酿酒的起源过程,与以上说法完全相同:“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初学记》引《酒经》载:“空桑秽饮,酝以稷麦,以成醇醪,酒之始也”,也是同一个意思。
中国农耕文化悠久,也许农耕诞生不久便完成了酒的初酿,酿酒、饮酒的历史不会短于八九千年。在距今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出土了许多精致的陶质酒具,还有不少标准的酿缸,这是史前时代酿酒和饮酒的最好证据。这个年代要早于大禹几千年。只不过仪狄可能是改良了传统工艺,提高了酒的浓度,使酿酒业脱离了最原始的初级阶段。仪狄的酒醇美,而大禹饮用之后反而很不愉快,因此疏远了这位创造者,究竟是为了什么?一种解释是,大禹生平不爱饮酒,如《孟子·离娄下》所说:“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另一种解释是,大禹远见卓识,他预见到美酒可能会带来损人亡国之祸,他饮了仪狄送来的美酒,反馈就在他当时说的那一句话中:“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战国策·魏策二》)
成也酒 败也酒
夏禹的担心不无道理。夏代的亡国之君夏桀,以酒为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新序·刺奢》),据说他还因酒浊而杀死了庖人。如此好酒,夏的亡国不能说与此不无关系。如果夏桀亡国还不足论的话,那么商纣的灭国则完全应验了大禹的预言,这是美酒祸害的一个残酷鲜活例证。《史记正义》引《六韬》曰:“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这群饮的规模一点也不亚于夏桀的时代。考古学家们发现,在一些商代贵族墓葬中,凡是爵、斝、觚、盉等酒器,大都同棺木一起放在木椁之内,而鼎、鬲、甗、簋、豆等饮食器皿都放在椁外,可见商代嗜酒胜于食物,他们格外看重酒器,死了随葬时也要放在离身体近一些的地方。贵族们地位和等级的区别,主要在酒器而不是在食器上反映出来,较大的墓中可以见到十件左右的青铜酒器。晚期大墓中多的可以见到一百多件酒器,一般平民墓葬则是见不到这些东西的。
据《史记·殷本纪》及其他史籍记载,商纣王刚即王位时,曾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帝王,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这虽不能全算是优点,但这样的他也着实不能算作昏庸的君主。不过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以至“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如此纵酒,还兴出炮烙之法、醢脯之刑,良臣或被囚被杀,或至叛逃。商王朝终于为周武王率诸侯攻伐,纣王落了个自焚鹿台的下场。武王伐纣,在誓师大会上列举的纣王最严重的罪名,是听信妇人之言,纵容“牝鸡司晨”。实际上,纣王昏庸的根本原因是纵酒。西晋葛洪的《抱朴子外篇·酒诫》的论断是:宜生之具,莫先于食；食之过多,实结症瘕。况于酒醴之毒物乎!
这是说,对人身体有补益的食物吃多了,尚且会危害健康,更何况酒醴之类的毒物。用现代科学来解释,纣王应当是饮酒过多而导致酒精中毒,神经错乱了。
事实上,纣王还不只是酒精中毒,恐怕同时还有铅中毒症状。商代所用的青铜酒器,乃是铜、锡、铅的合金。商纣王可能长期使用含铅量高的青铜器饮酒,摄入体内的铅大大超出正常值,可以推测他大概患了铅中毒症,从他典型的谵妄症(剖叔父王子比干之胸,挖心观验)足以看出这一点。
周人非常清楚殷商灭亡的原因,所以在建国伊始,严禁饮酒。《尚书·酒诰》记载了周公对酒祸的具体阐述,周公因此制定了严厉的禁酒措施,规定周人不得“群饮”及“崇饮”(纵酒),违者处死。包括对贵族阶层,也要强制戒酒。
禁酒的结果是,酒器派不上用场了,所以西周时的酒器出土远不如商代的多,即便在一些大型墓葬中,有时甚至一件酒器也找不到。自周公禁酒以后,历代都有过一些禁酒的法令与措施,有时是为了稳定形势,有时是为了度过荒年,目的并不完全一致。
酒中三昧
在数千年文明史上,多少可歌可泣、可爱可怜、可痛可惜、可笑可悲的重要事件,皆是因酒而演绎,酒的发挥,远远超出了它作为饮料存在的价值。循着这坛酒,造就了亡国的君主、豪爽的侠士、高隐的名士、沉湎的庸人、豁达的诗圣,乃至荒唐的罪人……
先秦时代的善饮者,应当说是不少的,不过相较汉代,就显得有些逊色了。汉时人们普遍嗜酒,所以对酒的需求量很大,《汉书·食货志》记载:“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在河北满城考古发掘到的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墓室中摆有三十多口高达七十厘米的大陶酒缸,缸外用红色书有“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等,估计当时这些大缸总共盛酒五千多公斤,这还不包括其他铜壶内的酒。
有意思的是,汉代人并不以“酒徒”一名为耻,自称酒徒者不乏其人。如有以“酒狂”自诩的司隶校尉盖宽饶(《汉书·盖宽饶传》),还有自称“高阳酒徒”的郦食其(《史记·郦食其传》),开国皇帝刘邦也曾是好酒之徒,常常醉卧酒店中(《史记·高祖本纪》),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曾因醉卧途中,被人称为“醉龙”(《古今图书集成》引《龙城录》),还有上演一巴掌拍破书案、嗜酒如命的更始帝刘玄的韩夫人(《后汉书·刘玄传》)。
汉以后的魏晋时代,很多人虽依然爱酒,可心思并不在酒上,这些人便是所谓的“名士”。《世说新语·任诞》引晋代一位刺史王孝伯的话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魏晋名士专谈玄理,即所谓清谈。他们在饮食生活上也有特别表现,如鲁迅先生所说,服药和饮酒。这是魏晋名士最突出的特色,其中“竹林七贤”是这一时期名士的典型代表,上演了一幕幕一生一世亦庄亦谐、洒脱不凡、轻视世事、嫉恶如仇、隐忍内心苦痛的“酒”故事。晋人陶渊明的一生,更是与诗、酒、无弦素琴融为一体的一生。
唐代,饮酒是文人崇尚的风向标,诗人白居易嗜酒,自称“醉尹”。到了六十七岁时,退居洛阳香山的白居易仍长饮不辍,自名头“醉吟先生”,以酒为乐。他还作有一篇《醉吟先生传》,描写自己闭而诗,诗而吟,吟而笑,笑而饮,饮而醉,醉而又吟的所谓“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的情态,尽管“鬓尽白,发半秃,齿双缺；而觞咏之兴犹未衰”。
盛唐时期就有“酒八仙”之说,称嗜酒的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为酒仙。杜甫所作《饮中八仙歌》,概略述及了八仙的酒事。焦遂有口吃的毛病,平时结结巴巴一句话也说不顺溜,可是喝完酒后,立马高谈阔论,问答如流,堪称一桩怪事。
八仙中嗜酒最为著名的当然首推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种意境,那种感觉,那种心情,酒中自有万古幽情；还有那一曲千古绝唱《将进酒》,人们多以为作者宣扬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它实际上是灵魂深处回荡的一曲痛苦悲歌和冲天豪气。“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赞佩酒八仙的杜甫,也是一个并不亚于八仙的酒客。杜甫流传至今的酒诗,大约占他所写的一千四百多首诗的五分之一,有三百首之多,比起李白来要多出近一倍。他的《水槛遣心》诗云:“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
酒到底饮到什么程度合适?饮到什么程度才能领略到酒中趣呢?自宋代开始,人们比较强调节饮和礼饮,清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曾几度议论到这个问题。在《邵雍诗》一节,他援引宋代邵雍的诗句说,“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以为这话说得“真快活煞人”,他赞同酒只能饮到微醉之时。在《酒犹兵》一节,他又援引宋人费衮的话说:若一饮径醉,酩酊无所知,则其乐安在邪?教人饮酒不要大醉,美在“欲醉未醉”时,这对当下饮酒适度与否不是很好的劝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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