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播的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用历史长镜头记录了中国百年考古的丰硕成果。考古发现,目前已有多件用文字记录“中国”一词的文物,从3000多年前的西周到1800年前的东汉,跨度超过1200年,勾勒出从“中央之城”到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也昭示着一代代人对国家美丽与富强的期望。从这些文物可以追溯中国的根基与发源,倾听中华文明的历史回响。
记者 张向阳
何尊“宅兹中国”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民劳》是记载“中国”二字的最早文献,但西周青铜器“何尊”上铭刻的中国,比《诗经》还早大约200年。
1963年,陕西宝鸡县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后被命名为“何尊”,“尊”是一种酒器,也是祭祀的礼器。此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口圆体方,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颈部饰有蚕纹图案,口沿下饰有蕉叶纹。整个尊体以雷纹为底,高浮雕处则为卷角饕餮纹,圈足处也饰有饕餮纹,工艺精美、造型雄奇。
3000多年前的周成王五年,一位叫“何”的周王室重臣,在刚建成的洛邑受到周成王的训诰和赏赐,“何”铸铜尊记载这一重大殊荣。在何尊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的遗训,迁都被称为“成周”的洛邑这一史实,其中有一句“余其宅兹中国”,大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治理国家。这里的“中国”是“中央之城”的概念,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是“中国”二字作为词组首次在器物上出现,说明商末周初时已有“中国”概念,是早期“中国”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司马迁《史记》记录的“中国”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认为:成周“中国”说,不是武王、周公兄弟的新发明,而是周人对夏商王朝政治传统的认同和继承。成周“中国”说,标志着“中国”是超越族属的正统,是夏、商、周三族共同遵守的政治秩序。在“有夏之居”中国说之前还曾经广泛存在尧舜之都为“中国”的说法,帝舜在接受禅让之后,要去尧都即位,“之中国践天子位”。从考古来看,现在学界认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为尧都“中国”说提供了关键的考古学证据。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在国家文物局印发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规定64件国宝永久不准出国展出,上面提到的何尊是一件,还有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文物就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
1995年,考古人员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了一件色彩绚丽的织锦护臂,织锦上蓝、绿、红、黄、白五色经线与纬线,交织出星纹、云纹及灵禽瑞兽纹样,文字激扬,纹样瑰丽,意蕴神奇,花纹间有8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它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织锦文字里的“五星”,指的是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东方”指“中国”所对应的东方天穹位置,“中国”泛指当时汉朝管辖的地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最早出现在《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是一句吉祥的占星语。当时的人们相信,每当五星会聚,照临东方,大汉就将安宁昌盛。五星“积于东方”和“五星出东方”是指五大行星在日出前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天文学上的“五星聚会”或“五星连珠”现象。
与“五星”织锦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讨南羌”织锦,它们在织锦图案风格上高度相似。“五星”织锦和“讨南羌”织锦合并复原后经进一步考证,全幅完整的语句应为21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意为五星同时见于东方,中原王朝征讨南羌的军事行动必得成功。
与此相印证的史实是,西汉宣帝神爵元年,70多岁的名将赵充国挂帅征讨羌人,他采取持兵缓进的策略,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汉宣帝有些着急,下诏书催促:“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万下必全,勿复有疑。”意思是说:最近夜观天象,发现五星会聚东方,这是祥瑞的好兆头!不必犹豫,赶快进击!
汉宣帝在这封诏书里把汉帝国视为“中国”,强调的更多是社会、政治、军事上的意义,从中可见古人的阴阳五行观念,以及当时天文星占对汉朝军国大事决策的重要作用。这段“五星”织锦中,表现了汉代天象占星术和祈求强盛吉利的思想意识,蕴含着星象对“中国”的佑护。此外,还有一块现藏于英国的汉锦,纹样风格与“五星锦”类似,上织有“琦玮并出,中国大昌,四夷服诛,南羌乐安定,与天无疆”,二者年代近同,内容相近,可以相互佐证。
汉代铜镜上的“中国”
早在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铜镜,它象征着光明与通透,古人把能够照影的镜子视作神物。两汉是铜镜史上的巅峰时期,目前发现多面铭刻“中国”铭文的铜镜,都是两汉时期制造,勾勒出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
单圈铭文镜流行于西汉武、昭、宣时期,以圈带铭文装饰铜镜是汉武帝至西汉晚期的艺术风格,具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西汉“游中国”单圈铭文镜直径18.5厘米,铭文颇有诗意,营造了思深情长的氛围,可谓透物见人:“清冶铜华以为鉴乎,炤(照)察衣服观容貌乎,丝组纽。秋风起,心甚悲,侍(时)念君,立辈(徘)佪(徊),常客居思不可为,游中国,侍(时)来归。”两汉铭文铜镜中,有一种西汉中期的“铜华”铭文镜,这面铜镜可以看做铜华铭和相思铭的组合。镜铭不但描述了“冶铜为鉴”的功用,又表达了相思离愁,好像是表现一位陷入相思的女子等待意中人的情景。明亮的铜镜照见她的容颜和华丽衣衫,她思念着心中的君子,秋风起,人在惆怅中徘徊踯躅,不知何时才能等他回来,一起畅游中国,铭文中的中国表示当时汉王朝的疆域。
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面国宝重器——西汉“中国大宁”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上世纪50年代初出土于湖南长沙伍家岭。镜背的纹饰构图内方外圆,象征着天圆地方,其间穿插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人面兽身纹、有翼兽等纹饰。最令人关注的是它的镜铭,铜镜铭文布于外圈,排列着52个篆体字,其中有“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裳元吉,有纪纲……”字样,大意为:“祈盼中国和平与安宁,世世代代日益昌盛。”专家考证认为,“中国”二字应该是指大汉王朝,镜中的“中国”已有国家概念。当时,匈奴入侵和诸侯内乱让人民饱受战乱之苦。而铜镜上的铭文“中国大宁”四个字,表达了对和平的祈愿以及人民希望国家安宁、子孙昌盛的美好期望。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着一面东汉时期鎏金“中国大宁”四神博局镜,直径18.4厘米、厚0.5厘米。这件铜镜1958年出土于广西梧州市,距今已经有1800多年历史。铭文为“视容正己镜为右,得气五行有刚(纲)纪,法似于天终复始,中国大宁宜孙子”。镜铭体现出两汉时期的阴阳五行等观念,此处的“中国大宁宜孙子”是天下安宁有利于子孙后代之意,这里的中国同样是指汉朝或者天下的意思,是“中国”“国家”等概念的趋同。
“中国安宁”铭的四神博局纹镜流行于西汉末期至新莽时期,此镜圆形、圆钮,变形四叶纹钮座,画纹带缘,镜缘饰锯齿纹与流云纹。主区四面各有两枚连弧座乳钉,其间饰博局纹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羽人、独角兽、雀鸟等,再向外饰一周铭文带:“王氏作竟(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中国安宁兵不扰,乐未央兮为国保(宝)。”此镜纹饰、铭文内涵丰富,体现出当时流行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四神学说与谶纬学说。
西汉末年王昭君远嫁匈奴和亲,是古今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到了东汉,她的故事已经被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表现在铜镜上。
东汉时期昭君故事画像镜,形象表现了王昭君远嫁胡地的历史事件。铜镜直径21.6厘米,为大圆钮,铸双圈铭文带。内圈铭文带环绕镜钮,13枚乳钉间铸铭文“仲作,宜侯王,复(服)此竟(镜)者大富昌”。外圈铭文局部“倍去中国事胡人,汉召单于匈奴臣。名王归义四夷民,兵革不用中国安……”是除了文献以外,目前最早将“中国”与“匈奴”相对而言的实物证据。王昭君出塞数十年间,西汉与匈奴和睦相处,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经济发展。
武汉博物馆藏有一面东汉时期“中国人民”五乳神兽画像镜,直径18厘米。此镜为圆钮座,镜钮硕大,四只猛虎绕钮两两相峙。以五枚圆座乳丁将主区划分为五个区域,分别铸以不同纹饰,有浮雕神兽纹,双虎、双鹿、神人御龙、独角兽和双角兽等环绕排列,生动而神秘。外围一周篆书体阳铭带,共计二十一字:“青盖作竞(镜),四夷服,多贺中国人民富,云雨时节五谷熟。”首字与末字之间,以三枚凸点纹相隔。环绕栉齿纹、锯齿纹、变形鸟兽纹各一周,窄素缘。“青盖”指青色的车盖,汉代皇太子、皇子所乘之车为青盖,因而青盖也借指皇家。四夷指中原以外,周边地区的各部族,与“中国”一词相对应。铭文的意思为:这面铜镜是皇家御制,威震四方,夷狄宾服。祝福汉帝国的百姓富裕安泰,云雨丰沛合于四时,五谷庄稼丰熟。
七乳神兽纹铜镜镜流行于东汉早期,七乳的布局与古代七曜有关,所谓七曜是古代中国人将“金木水火土”五星,加上日月,合称七曜,又称七政、七耀等。东汉“四夷降服中国宁”铭七乳瑞兽镜,饰四神与瑞兽纹饰、花卉纹、云气纹,镜缘饰锯齿纹与流云纹,制作精良。该镜铭文:“尚方御竟(镜)知人情,道同巧异各有刑(形),维古今世天下平,四夷降服中国宁,人民安乐五谷成。”这种语言文字形式,代表了汉代社会的普遍意识。可见“中国”在当时已深入人心,反映出家与国密切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观念的形成,寄托了对中国强盛、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美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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