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春娟
汪曾祺对自己的文字是绝不造次的。他很在意。他说过作家要时时处处锻炼自己的语言,哪怕是一封信、一个便条,甚至一个检查也要写好。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打磨语言的机会。他曾感叹:“鲁迅的书信、日记,都是好文章。”其实他的书信也很可观。
近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书信卷》,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汪曾祺生前出版的二十余本自选集,多能从书信中读出些蛛丝马迹。因每出一书,他都会向亲朋好友预告,跟出版社的编辑交流,出版后还要送人,等等。出书前的各种准备,出书过程中的等待,书出后的欣悦或不满,甚或无奈、遗憾等诸多情绪,也每每在书信中有所体现。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出版于1982年2月。作为北京出版社“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之一种,内收新中国成立前后所写小说十六篇。起初汪曾祺对此书的出版并不热衷,是在友人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一再催促、鼓励下完成的,然一旦列入出版计划,他还是对此书很在意。
早在1981年9月28日,他给同乡陆建华的信中说:“以上诸篇都已收在北京出版社的《汪曾祺小说》里了。这选集大概十一月即可出书。零散搜寻,颇为费事,你不如等书出后一总看吧。”其时陆建华任职于高邮县委宣传部,正在做汪曾祺研究。
1982年3月27日,他给曲阜师范学院学生汪家明回信,介绍最初出版的三本书:《邂逅集》《羊舍的夜晚》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信中说:“81年5月以前的,都已收入北京出版社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这个选集大概四月可以出版。出版时我大概不在北京(下月初我将去四川),如样书寄到,我当嘱家人寄一本给你。”实情是,写信时书已出版,只是当时他并未看到。汪家明的毕业论文拟写汪曾祺,写信向作家本人咨询。汪曾祺夸他“生气虎虎”,并预祝写出一篇“出色的、漂亮的、有才华的论文”。
不难看出,汪曾祺对新时期的第一本小说选是充满期待的,也急于向人推介此书。
《晚饭花集》是汪曾祺新时期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1983年9月16日,他致信汪丽纹(异母妹)、金家渝(妹婿)、汪海珊(异母弟):“《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以后,我又写了十八篇小说,够再编一个集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定下了。今年十月下旬交稿,明年四月出书。书名《晚饭花集》。书出,当寄给你们。”《晚饭花集》实则共收入小说十九篇,最后一篇《金冬心》,作于1983年10月25日,写此信时尚未写出。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汪曾祺多次跟人提及这本《晚饭花集》。
而在1985年5月2日致宋爱萍的信和6月5日致宋志强的信中又都提及,因了“一个荒唐的错误”,即在封面上把作者的名字印错了,封面需重印,又得延迟出版。《晚饭花集》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为1985年3月,看来重印的只是封面,其他并未动,只是书正式印出的时间往后拖了两三个月。
从这些信中亦可看出,汪曾祺对《晚饭花集》的出版怀着热望,盼着它快快面世。
这两本小说集的印数都相当可观,《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印了21000册,《晚饭花集》印了47000册。从信中亦可看出,这两本小说集的出版,汪曾祺是欣喜的、满意的,没出版之前就跟亲友广而告之,书出后更是送人多多。他1987年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三个月,带的就是这两本新出的小说集,书不够送人的,还写信嘱夫人施松卿,再续寄一些去。
《晚翠文谈》是汪曾祺新时期出版的第三本书。这是一本创作谈。从书信中可以看出,与前两本小说集相较,这本书的出版有些惨淡。出版周期长,耗时近5年,费了不少周折,换了数家出版社,印数又极少。这在他的自选集中应算个异数。
据汪朗(汪曾祺哲嗣)回忆,编这本创作谈是林斤澜的建议:“林斤澜要爸爸把所写的谈文学创作的文章汇编成集,找地方出版。爸爸出的作品集,都是有人要出版才编的,从来没有拿着稿子找过人,也不会。唯独这本《晚翠文谈》是例外。那是1986年,当时这种文论集不被人看好,出版很难。林斤澜连赔时间带搭面子,联系了好几处地方,最后还是由他老家的浙江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把书出了。”
1983年8月11日,汪曾祺致信弘征说:“前在长沙,出版社约我将谈创作的文章编为一集……创作谈需在十一月以后动手编。材料不凑手,可能要拖到明年了。”这应是书信中首次提及要编创作谈一书,但从中看不出究竟是哪家出版社约的书稿。弘征为汪曾祺刻过印,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芙蓉》杂志主编。
1984年12月19日致信邓友梅:“北京出版社要出我的创作谈的集子,我想把几篇评论也收进去。《漫评<烟壶>》在数。这期《文艺报》我搞丢了,你有没有?如有,望把这一篇撕下来给我。”正在这封信中,首次提及是北京出版社对创作谈有了出版意向。
1984年12月24日,他致信朱德熙(语言学家、西南联大同学):“我近几月很少写东西,为《滇池》写了两篇‘昆明忆旧’:《跑警报》与《昆明的果品》。过了年想把评论集起来,集名《常谈集》。”此信可看出,创作谈起初曾命名为《常谈集》。
在1986年8月20日汪曾祺致金家渝的信中,情况又发生了改变:“前两天编完了我的一本创作谈和评论的集子,名曰《晚翠文谈》,交给浙江文艺出版社了,大概明年上半年能出版。”此时,创作谈有了正式名字《晚翠文谈》,出版方也由北京出版社转至浙江文艺出版社了。
书稿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大概也非一帆风顺。林斤澜曾写信给出版社编辑李庆西从中斡旋:“汪曾祺说,你看了《晚翠文谈》稿后,给他去信说‘大部分可用’。此事有些意外。汪老的文章你们都是推崇的,年近七十,今后的集子恐不多得。原先和温总一起,在我家说定不作删削。而后由我帮汪编出来,请你们多所考虑,最好照发,要挑也只能挑出来不关紧要的个别篇章。‘大部分可用’不妥。”
从1987年4月2日到1988年3月29日,汪曾祺共有九封信是写给徐正纶的。其时,徐为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负责《晚翠文谈》的复审及终审工作。这九封信时间跨度近一年,主要是与他商量《晚翠文谈》一书具体的编辑事宜,包括字句的修改、开本、版式、封面的设计,等等。
1987年4月2日的信中言及具体字句的修改、篇目的安排,并对开本形式提出建议:“版式、装帧,由你们决定吧。如果能用大32开,最好,题目若能多占几行,则‘宽松’些。封面我想你们不会搞得太洋。过于现代派,与文字内容不相合。如用底色,希望不要用墨绿的。我的两本小说集的封面都是墨绿的,出版社提出的理由是:这和作者的年龄相称。真怪。斤澜把文稿交给你们时,夹进我自己手写的书名,不一定用我手写的字,那几个字也写得不理想。”
同年5月8日,又有一信致徐正纶:“昨日得斤澜转来信。所需照片及签名寄上。照片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上用过。但我手头别无其他黑白的照片,只好再用一次。签名用毛笔、钢笔各写了两式,请选用。”汪曾祺积极配合出版社,提供编辑设计所需相关材料,从中亦可看出,林斤澜在参与此书的出版,这与汪朗的回忆文章是相致的。
汪曾祺后来在美国给夫人施松卿写信(1987年11月24日)说:“反正在国外就是这样,交情是交情,钱是钱。像林斤澜那样和浙江洽商《晚翠文谈》,门也没有。”足见林斤澜在这本书的出版上是帮了大忙,且分文不取的。
1988年3月29日,有致徐正纶的最后信:“我想买200本,好送人。请代办下手续。所需书款,请于稿费中扣除。”信中还说:“看版权页,印数只有2700,我心里很不安,这本书无疑将使出版社赔钱。应该表示感谢的是我。我对浙江文艺出版社肯做这种赔本买卖,深致敬意。”看到那么少的印数,汪曾祺很无奈,对出版社也深怀歉意。
《晚翠文谈》封面设计所用正是汪曾祺的题字,风格淡雅隽永。选文共42篇,分为创作谈、文学评论、戏曲杂论、民间文学论文四辑。在《自序》中,他陈述了取名“晚翠”的由来:“我自二十岁起,开始弄文学,蹉跎断续,四十余年,而发表东西比较多,则在六十岁以后,也真够‘费劲’的。呜呼,可谓晚矣。晚则晚矣,翠则未必。”对既往的岁月,幽默、自嘲、慨叹,都有了。
对于书的出版,汪曾祺的标准、眼光都是极高的。此书出版过程极长,他有足够时间来精选充实内容,即便如此,他仍不满意。书出后两个月,他给时任《山西文学》杂志主编的李国涛寄去一本,并于5月6日致信给他:“这本书各篇分量、质量参差不齐,我准备过些年再攒一点,精选一次。”
实情是,《晚翠文谈》从初版直至汪曾祺去世的1997年,9年中没有再版,他“准备过些年再攒一点,精选一次”的愿望生前并未实现。
《晚翠文谈》是汪曾祺创作观、创作经验的集粹,更是先生的夫子之道,是解开其文学世界的秘钥。时至今日,学界对汪曾祺的解读、评介多不胜数,然立论多以此为基础。解读汪曾祺其人其文,这本书是不应错过的。
笔者因爱读汪曾祺,爱屋及乌,也有个小小的梦想,想拥有部分自选集的初版本。上旧书网查阅,初版的《晚翠文谈》已卖到二三百元一本。当年印数极少,如今物以稀为贵了。这也颇具喜剧色彩,大概汪先生九泉之下也想不到吧。
(本文作者现任职于山东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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