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统照
吴伯箫
臧克家
□纪习尚
资助臧克家
刊印《烙印》
1933年7月,28岁的臧克家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由闻一多作序,王统照担任刊行人。
这部诗集是自费出版的,当时还是国立山东大学学生的臧克家并没有出钱,而是由王统照、闻一多及另一位朋友王笑房各赞助20元,共花费60元印刷了400本。《烙印》共收入臧克家诗作22首,定价4角,由书店代售。臧克家当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烙印》由于有王统照、闻一多支持,印行后,茅盾、老舍等作家又纷纷撰文评论,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次年3月,《烙印》由上海生活书店正式出版。
茅盾在1933年11月的大型杂志《文学》上,以《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为题,用较大篇幅推介了这部诗集。文章的开头说:“出版人是王剑三……王剑三就是王统照,他并不是什么书店的老板,《烙印》不得不由他个人出资刊印。”在茅盾看来,这部诗集之所以没有书店愿意出版,原因除了作者没有名气外,还因为题材苦难生硬,“没有一首诗歌颂恋爱,甚至也没有所谓玄妙的哲理,以及什么珠圆玉润的词藻。”
王统照愿意出资出力刊印,是因为他与臧克家深厚的感情以及对这位青年勤奋与天赋的认可。
王统照与臧克家有多重关系,首先两人有同乡之谊,都是山东诸城人,臧克家在青岛求学时,经常拜访王统照,到了饭点,王统照会端出家乡风味的煎饼、小豆腐来招待这位小老乡；再者,两人是亲戚,臧克家的妻子王慧兰和王统照是同族叔侄女,臧克家的父亲还曾与王统照同在济南求学,可谓世交。最重要的是,两人师生情谊浓厚。
王统照虽然只比臧克家大8岁,但1924年就已晋升中国大学教授,臧克家直到1930年才进入国立山东大学学习。在文学上,王统照成名较早,当时已出版包括诗集在内的多部作品,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他都可以是臧克家的老师,他也的确担当起了臧克家的领路人角色。王统照在1936年为臧克家另一部诗集所作的序中说,臧克家初学写诗时,便经常请他指点:“我见过他的初稿太多了,指点着薄纸草字,或听他背诵,我同他作诗的谈话记不清有多少次。”臧克家对诗歌的执着打动了王统照,所以在《烙印》第一版找不到书店出版时,他毫不犹疑地担任了出版人。
《烙印》后来多次再版,成为臧克家的代表作之一,他曾深情回忆:“我的第一本诗集,他是鉴定者、出资人……又作为它的出版人。没有剑三就不大可能有这本小书问世。”
千里之外
出版吴伯箫《羽书》
著名散文家吴伯箫比王统照小9岁,1932年前后,两人同在青岛,因对文学的喜爱而相识。同臧克家一样,他也把王统照视为自己的文学导师。在他的眼里,王统照“厚道、谦虚、平易近人,使人一见如故”。在王统照的书斋里,他曾以“初读者兴奋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刚写好的《山雨》。1935年夏,两人还与当时也在青岛的作家老舍、洪深、臧克家等共同创办了《避暑录话》周刊,结下了较深的文学情缘。
1926年起,吴伯箫开始在《京报》《世界日报》上发表散文,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一直是他心心念念的事情。1931年,他曾将多年所写散文合编为《街头夜》,与北京一家书店签订了印行合约,但后来因故未能如愿。1935年,吴伯箫剪贴了一个已发表的作品集,命名为《羽书》,请王统照找机会帮他出版。
吴伯箫之所以将此事托付给王统照,除了王统照是可信赖的师长,还因为王统照是当时上海出版界的圈内人。作为编辑和作者,他与开明书店、生活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多家出版公司都有合作。即便有这些便利,出版一部年轻作者的书仍非易事,王统照寻觅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后来全面抗战爆发,时任山东省立莱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校长的吴伯箫奉命向后方撤离,辗转到了延安,王统照也举家搬往上海。两人天各一方,吴伯箫对此更不抱希望,慢慢将出版《羽书》的事淡忘了。
王统照却没有忘记这份嘱托。搬离青岛时,他把大批珍藏的图书留在了旧居,《羽书》的剪贴本却始终带在身边。到了上海,他想到,巴金正在主编《文学丛刊》,已经出了六辑,这套丛书的“作者并非金字招牌的名家”,而是以推介文坛新人为己任(丛书全部160册中,新人的处女集有36部,曹禺、李健吾、何其芳等都是通过这套丛刊崭露头角的),吴伯箫的《羽书》如能通过《文学丛刊》出版,再合适不过了。
于是,王统照将保存多年的吴伯箫剪贴本郑重交到巴金手上,巴金也不负所望,将其编入《文学丛刊》第七辑中。1941年5月,《羽书》在上海出版了,共收入散文18篇,王统照为这本书作序,回忆了在青岛与吴伯箫的交往以及《羽书》出版经过,最后用深情的笔调“向未来先付下约书”:经历了苦难的同胞,必将“有更明朗,更欣慰,更可以把杯痛饮,从容写文的‘未来’在!”
身处延安的吴伯箫当时并不知情,他后来回忆说:“1941年夏天,我从杨家岭北沟走下山来,要从那里走向延河的徒涉渡头,有人告诉我:‘你的一本书出版了。’”这本书就是吴伯箫的处女作《羽书》,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为家乡小学生出版
《山东民间故事》
1935年春,王统照游历欧洲归国后,回到阔别已久的诸城家乡小住。一天清早,他的侄子、王氏私立小学校长王志坚抱了一摞作文本来找他,说道:“我与各位先生们……教高年级生搜集地方上的故事、俗语、歌谣、谜语,详记出来,既可以保存,又便于作他们的练习。”原来学校为了提高孩子们写作文的兴趣,组织五六年级的学生整理、记录诸城、安丘、高密几个地方的民间故事,这摞作文本就是学生们的写作成果。
王统照很感兴趣,他坐在老屋的窗下翻看起来,学生的语言虽然质朴,但这些古老而熟悉的故事,很能勾起他的回忆。那些富有人情味的鬼怪故事,仿佛将他拉回到三十多年前的童年,直到有人喊吃饭,他才从作文本中不舍地抬起头来。
凭着出版人的敏感,王统照认为很有必要将这些故事刊印出来:“不只是可作乡土的教材,也可做民间文艺的探讨。”返回青岛时,他把这些作文本放入了行囊。
1936年,陈伯吹担任上海儿童书局编辑部主任,王统照也在上海任《文学》杂志主编,在一次会面中,王统照向他提起了这本书,陈伯吹也认为值得出版,作为“山东各市县小学的国语科补充读物”,于是他加了一个简短的“我的意见”,连同王统照的序言,于1937年8月在儿童书局出版,共选入小学生所写的故事28篇。
对于这些小学生来说,《山东民间故事》无疑是他们的处女作。刘淑贞、王之玷、王秉禄、王志……他们中应该没有人走上文学之路,他们的乡长辈王统照却凭借一颗热情的心,让他们在文坛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王统照出资、出力支持三部作品出版,没有夹带任何私人目的,甚至“不为个人与个人间的私谊”,他的出发点,只是对于青年文化事业的一份热心与责任。
(本文作者为山东即墨人,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员会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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