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若谈论20世纪中国民间美术的挖掘与整理,王树村这个名字是绕不过去的。对于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传统民间美术,在过去其实是不被重视的。就像王树村在《我为何研究民间美术》里所说,在中国美术史的论著中,过去没有“民间美术”的字样和篇章。之所以如此,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民间美术的作品和作者未能被文人和收藏家重视,或说被忽视,自然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也贫乏。不像宫廷和文人画家的作品与传记,历代都有文人笔下的著录可考。虽然历史上的文人著作中也有涉及民间艺人的作品与名录,但所收录的艺人寥寥无几。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看王树村与中国民间美术之间的关系,就能理解王树村的贡献与意义。
王树村说自己之所以寄情民间美术,与他从小生长的环境有关——他从小就成长在北方年画艺术之乡的杨柳青,耳濡目染受到民间艺术的熏陶。譬如杨柳青的画像馆、年画铺、泥人铺子等店铺的窗外,是他常常流连驻足的地方,尤其是每年进了腊月后,年画集市犹如露天的美术展览,各种各样的新版年画、老版的灶王爷门神和春联等都成了他学习民间艺术的课堂。而为了谋求一技之长,他还拜年画老艺人为师,学画人物画。虽然跟着老艺人学画没有教材,除了看师傅作画,再自己回家临摹之外,老艺人们关于绘画的口诀也让王树村获益匪浅。
王树村生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抗战胜利后,天津市立美术馆开设了两个美术绘画班:一个中画班,一个西画班。王树村又在这里继续学画。等到天津解放后,华北大学在天津招生,王树村经过考试被录取了。当时在华北大学担任美术教员的并非等闲之辈,例如卫天霖、胡一川、罗工柳等。在这里王树村又学习了人物速写、人体素描等。之后他就被分配到北平文艺工作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北平改北京,文委会美术组改名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王树村就成了一名美术工作者,承担着节日绘画宣传的任务,例如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节日内容的宣传画,尤其是春节年画的创作。当时民间美术,尤其是年画,需求迫切,像李可染、叶浅予等名家也都创作了单线平涂的年画作品。王树村在当时甚至还结合新年画的创作写了自己的创作谈,这就是《我对创作年画新认识》等。
抗美援朝爆发后,王树村积极报名奔赴前线。报名后,他担心自己收藏的老年画得不到妥善保存,就抱着自己的收藏送到征集民间文艺作品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但该会负责同志看过后说,他们现在还不收集这一类老年画,一来没有地方存放,二来也没人研究。他们征集的主要是民间故事、说唱笑话等。当王树村卷起画告辞时,楼适夷先生走了进来,看了一遍王树村的这批年画说:“你去文物局找郑振铎局长看看。”过了几天,王树村拿了几张老年画又去了文物局,郑振铎先生看了很高兴地说:“这是文物,要好好保护它。”
王树村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未被批准,却被组织上批准去中央美术学院专修美术史论课。也是在对中国美术史的专业学习中,他认识到民间美术在中国美术史中还是一片空白,也由此放弃了自己绘画的兴趣,专心致志于美术史论里的民间美术专题。从此,他得空就到早市、旧货摊、旧书店、造纸厂搜集材料。他晚年回忆说:“过去节衣缩食,稿费收入都买了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破烂之物’,还是抢救了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美术珍品。”
王树村后来去了《美术》杂志社工作,他业余收藏民间美术作品的行为也得到了许多领导的支持。例如当时担任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赖少其寄给他一百元,叫他用来装裱他收藏的那些“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萨空了、总编辑邵宇预先支付了八百元稿费,让他编一本《杨柳青木版年画》。1957年中,虽然王树村谨言慎行沉默寡言,但因他只顾出书,加上藏品中有一部明代刻印的《金瓶梅》等等,被领导认为不宜再在《美术》工作,被调往中国美术研究所。这反而给了王树村更合适民间美术收藏与研究的机会,那些年里,他陆续出版了《杨柳青年画资料集》《京剧版画》《太平天国木版年画》等。
1960年,文化部所属的干部轮流下放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王树村说,他每次下放劳动都排在第一名。这次他下放到河北丰润县老庄子后,听闻当地有一位姓张的老画工专画神佛像,祖上辈辈都是塑庙高手,给各地庙宇塑神佛。联系上后,老张知道王树村是杨柳青人,又学过画年画,自然而然相互亲近起来。王树村表示愿意拜老张为师。其实过去的民间艺人都是父子传承,但已经年过六十的老张没有子女,再加上看到王树村的态度恳切,也就默认了。在与老张接下来几个月的断续交谈中,王树村记录了许多民间艺术父传子承的塑诀,这些“塑神秘谱”后来成为他编写《中国民间美术史》的第一手资料。
等到王树村下放劳动临近结束要回北京时,老张找到他让他去家里吃饭。吃了一碗白薯后,老张拿出了旧报纸包着的一卷塑样,约25厘米高、50厘米长,20余张,是在白头纸上画的近百尊道释神像。每张纸上画三五尊不等,有立有坐。立者都是庙宇里的站神,如二十八宿、六丁六甲(十二属相)、周仓、关平等；坐者有三皇(神农、伏羲、黄帝)、五岳(黄飞虎、闻聘等)、关公(关羽)、岳夫子(岳飞),还有鲁班、葛洪、张仲景、王叔和、朱丹溪等历史人物。作品是用毛笔蘸墨直接画上去的。老张对王树村说:“这一卷塑造道观主要是玉皇庙、药王庙、三圣观等大庙里的神样,是张家祖辈传下来的,在我手里已有四十多年了,一直没动过,留在手里没有用处,早晚也要扔了它。给你拿了去吧!”这卷塑样后来也成为《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绘画卷》所选收的图样。
在王树村的晚年回忆里,有几件逸事令我印象深刻。譬如在特殊的年代里,王树村去西安参观新挖掘发现的秦始皇兵马俑,顺便去看望石鲁先生。结果在去石鲁家的路上就遇到了石鲁——他头发不理,胡子不刮,拄着拐杖。王树村差点没认出石鲁先生。石鲁带他到鼓楼边上的一个酒馆里,拿出口袋里装着的一个酒壶,说是陕西最好的酒。之后又带他到了家里。石鲁夫人拿出一本小画册给王树村看,说石鲁不管际遇如何,还是不忘画画。与石鲁的这种寄情艺术相似的还有李苦禅先生。王树村说,李先生虽然说过“以后不画画了”,“但苦禅先生还是没忘画画”。在那个年代里,王树村感叹说:“他们教育了我,不要放弃民间美术研究。”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时代与人的特色,譬如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王树村晋升职称的经历:当时王树村申报了研究员的职称。王树村所供职的美术研究所职称评审组里除了领导以外,还有两位业务骨干,一位是漫画家毕克官,一位是美术史论家吴甲丰。评审组讨论时,有人提出王树村晋级副研究员比较合适,因为他的学习和政治思想不够,工作方面也欠积极。有人附和,有人反对。毕克官反驳说:“现在是评业务上的成绩,不是评学习或工作模范,王树村有著作、有文章,我们不要他做研究员,外国则要他。”后来又评工资晋级,一般调上一级,很少能调上二级。当时美研所15人,晋级二级的只有三人,其中群众只有毕克官一人。毕克官又忍不住抱打不平,对领导说王树村是研究员只升一级合理吗?接着又说拿他晋升的这两级工资给王树村,因为他觉得自己升一级才合理。正是在毕克官的仗义执言下,王树村的职称和工资都得到了圆满解决。王树村晚年回忆说,他和毕克官平时因为专业不同并无私人之间的关系,但毕克官的为人让他钦佩。这也体现了那个年代里艺术家的性格与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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