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曾经代表了中国学术的高峰,当年历时仅四载,但“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让后辈学人神往。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浴火重生,院长是陈来。新办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设在清华园立斋。
陈来1976年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随后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冯友兰、张岱年,1985年获哲学博士。“文革”结束后的北大校园,老先生们已在政治运动中耗费了多年光阴,仿佛一心想补回来。陈来说:“张岱年先生从70岁到90岁写的文章、出版的著作数量之大,我还没发现当时在国内有第二个。一般很多老先生到70岁以后什么作品都没有了,他等于是把20年时间里心里想写的文章、想做的研究,从1977年开始,陆续全写出来了,把20年补回来。”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起初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1979年开始研究朱熹,硕士、博士论文都写朱熹。陈来在冯友兰、张岱年的指导下,衔接的是民国时代的学术研究,同时关注海外、中国港台地区的研究成果。多年后,陈来认识了旅美学者陈荣捷。陈荣捷一生研究朱熹,成就斐然。1987年,年迈的陈荣捷访问朱熹墓时,“咕咚”一下就跪下磕头了,在场的其他中外学者都很惊讶。
陈来读朱熹越深,越感兴味盎然。他说:“朱熹不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很严谨,所以他年轻时就很喜欢跟人家辩论,他总是抓住一个理论问题,深入分析它。他跟他同时代的人在辩论中建立了权威,主要是通过书信,讨论各种各样的学术问题,别人总讲不过他。朱熹19岁中进士,71岁死了,他只在外面做了9年官。他的学生都是自然地来追随的,向他学习请教。”
陈来认为朱熹、王阳明、王夫之是宋明理学的典型代表。“一流学者代表文化最高的形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要看这个时代的文化的最高点达到了什么程度,这要有些人来代表的。二流学者都受到朱熹、王阳明思想的启发引导,甚至在他们的典范下发展,没有这些一流学者,就没有二流学者。朱熹、王阳明对他们的那个时代来讲,有指标性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与西方的交流日渐频繁。当他与美国学者交流时,发现:“我们是在哲学系里面研究中国哲学的,美国的哲学系里面就没有中国哲学。在美国大学里中国哲学的教学研究有时候在历史系,是作为中国思想史来研究的,所以美国的哲学研究受到历史学的影响很大。美国的汉学研究,对中国哲学来讲是偏重历史。他们的好处是视野有的地方比我们要宽,因为有欧洲的思想史、西方的思想史作为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社会科学非常发达,有些相应的方法可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思想的一些研究。同时,美国学者强调历史、强调社会,这也是因为语言的隔膜,一个西方学者要进入中国哲学的精神世界不是那么容易,要真正能够了解庄子,了解禅宗的精神世界不是那么容易的,不像研究一般的社会,研究人的行为,比较容易。”
陈来把基础研究放在宋元明清的思想史,但他说:“我是打通五千年的,不是只做这一千年的。我想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从头到脚做通贯的研究。我的视野是面对全世界的,在一个广大的学术社群里来回应他们的挑战,突出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一度非常辉煌,现在重办,陈来当院长的初衷是:“清华的资源、金字招牌不能就没有了,所以当然要恢复,因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整个清华学术声誉的创造者、奠基者。清华在国学院以前没有学术声誉,因为清华只是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哪有学术可言?所有的学术声誉是从1925年转变为大学开始。虽然‘清华大学’是1928年才挂这个牌子,但是它作为大学,1925年就开始招收新制四年制大学部的学生,不是为了留美的。旧的学生还在,但是1925年已经开始招收新制的大学生,建立研究院。招收研究院的学生,那就是大学的事情。所以清华大学作为大学的历史真正开始是1925年。清华建立自己的学术声誉,初期就是靠国学研究院。那时候理科和工科都没有,社会科学也都没有能够拿得出来的成果,真正拿得出来的成果就是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代表当时中国最高的学术水平,毫不夸张。胡适也得承认,当初叫胡适来清华国学研究院,胡适说‘我不配’。所以,从清华历史上来讲,清华国学院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后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建立,它的骨干都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1930年成立清华大学文学院,文学院是把清华国学院的传统发扬光大。所以,清华真正要恢复文科,当然要恢复国学研究院。当然今天的国学研究院不一样了,功能各方面都不一样了。以前的老国学研究院相当于培养研究生的单位,现在因为清华各个院系都有研究生了,我们招不了几个研究生,已经没有意义了。教育部对高等研究院的建制有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就是研究院是作为研究平台来建设的,不是作为招学生来培养的。如果是国学院,不是国学研究院的话,可以招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但是我们一开始用老的名字‘国学研究院’,是作为高等研究院的体制,建设一个国际化的研究平台,所以跟老的研究院有所不同。但这个名字的恢复本身就有意义,说明清华对文科发展的态度,对学术历史更深的重视和尊重,所以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对清华大学来讲还是很好的事吧。”
当今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样的学者?陈来说:“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独立的特点。赵元任的特点完全不可能重复,他一生对方言有天生的才情,他有模仿方言的能力,这样的人很难复制的。王国维是作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的研究,今天产生这样的人物还是可能的。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史研究、古史、古文字研究,整体成就已经远远超过王国维时代了。后人总是把前人作一种神话的描述,往往是喜欢这样做的。比如说胡适,现在地位那么高,可是胡适的学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那点东西,我们要超过胡适不是很容易的吗?但是后世对前世的人总是用一种推崇、抬高、神化的气氛,好像前人是不可以超过的,其实不是。民国时代的氛围、情形不同,相对来讲,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自由探索的风气还是有,但也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陈寅恪为什么写那篇纪念王国维的碑文,就是因为国民党来了以后,学术自由的情况改变了。那时候国民党还没来清华,王国维、梁启超都已经吓了一跳,陈寅恪写了文章,针对的就是国民党要用三民主义来领导学术。应该说,20世纪30年代以来已经变化很大了。”
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对研究中国哲学有何冲击?陈来说:“今天没有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已经真正形成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导传统。当然我们会关注西方的思潮,但是不会轻易地受到影响。我们也会用一个积极的心态来面对西方的学术思潮,看它有没有什么用,但不会很盲目地弄到中国来。我们现在对西方理论已经了解很多。如果你一直不了解,突然出现一个东西,对你的冲击就很大。如果你每天看着它在成长,不会对你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从一开始出现你就知道它,所以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本文作者系知名媒体人、出版人、作家)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