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余
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末,我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初冬时节,我们村领到了挖河任务,到本县金屯镇参加河道清淤加深任务。因为任务比较重,全村的棒劳力全部被“拿到”河工上去了。
十几天之后,当河挖到水下方时,遇到了流沙。再靠原来那些人,已经挖不及了。于是,带工者便往村里捎信,要村里赶快再派一批人上河工助力。各生产队的队长无奈,只得“瘸子里边选将军”——从村里的弱劳力中挑选了较强一点的,上了河工。其中就有离校不久,身体不棒,从未经过硬活摔打的我。
我们这一批被“选调”人员,当时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作“加强班”。特别是我,因为是第一次上河工,感到十分新鲜,心里喜滋滋的。在出发的当天,我们都早早地吃了饭,到村头集合。大家聚齐之后,把铺盖卷儿往肩上一背,一路步行着前往。走过满硐,先向北而行,越过了南武山和阿城的一个个荫柳岗子,都感到有些累了,便蹲在一处荫柳岗子旁边休息。我们还不敢休息太大会儿,怕赶不上中午的河工吃午饭的时间。于是,从阿城向东,越过老屯、黄堆集等几个村子,也是哪里累了哪里短暂地歇歇脚；歇一会儿继续走,终于来到了工地上。这时,天刚过午时。幸好,带工的知道我们今天来,安排伙房给我们预留了饭。我们一个个狼吞虎咽,吃了个饱。
饭后,带工的民兵连长张继元对我们开玩笑似的说:“你们都是‘浮土窝里走路——棒脚’呀(反其意而用之,我们本来不棒)。来吧,先试试活。”所谓试试活,就是先看看我们干得啥样。我们为了表现得“能”,都奋力得挖河泥的挖河泥,装车子的装车子,拉车子的拉车子,争先恐后地干开了。张继元知道我是个文弱书生,从没干过这种力气活儿,怕我从深处挖泥往地排车上装,撑不了,便让我拉车子。我初上“战场”,不会惜力弄巧,下真劲儿地拉。
初冬时节,天虽然比夏天短了好多,但是我们仍旧觉得漫长。到了傍晚收工时,我们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浑身像散了架。我累得连饭也不想吃。
晚饭后,张继元又开玩笑似的问我们几个“新兵”:“你们几个报报数,一顿吃了几个窝窝头?”这个说吃了三个,那个说吃了俩。当他把目光转向我时,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伸出了三个手指头。他满意地笑道:“还行,吃三个不算少,能吃就能干——”没等他说完,我便接上话茬说:“我吃的是三块。”他显得有些惊诧地说:“只吃三块?加起来才个半干粮。不行!太少了,得多吃!”我说我不想吃。他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吃早饭时,大伙一窝蜂地跑去拿窝头、端菜。我却拉着沉重的腿缓缓走向“伙房”(简易棚)。当我要伸手从大蒸笼里拿地瓜干掺大豆、高粱磨的杂面所蒸的窝窝头时,炊事员悄声对我说:“别慌,跟我到里边。”我不知道啥意思,便跟他走进去。只见他从盖干粮的棉褥子下面,拿出了两个掺有白面的窝窝头,告诉我说:“咱们连长听说你累得吃不下饭,特意让我给你蒸几个好吃的,说是照顾好咱村里的小秀才哩。你吃完这俩,不够再拿。”我当时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白窝头确实比地瓜面的好吃得多,几口下来,我的胃口也开了,饭量立时增加了。就这样,我连续享受了几次白窝头的特殊待遇,加上几天的摔打锻炼,逐渐适应起河工生活,再干也不觉得那么累了,胃口也跟着越来越好了,我这才又吃上了“大众饭”。
但是,我却因这次出河工落了个外号——“三块”。至今,村里和我同龄的爱开玩笑的人,见了我还常叫“三块”呢；而我那时享受的特殊照顾,却少为人知。
啊,那令我难忘的第一次“河工生活”!那令我永久感恩的连长和白面窝窝头!
(本文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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