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的治家之道历来为后世所推崇,其治家智慧主要体现在《家训》与《家书》当中,通过阅读这两部著作,我们得以窥见曾氏家族绵延数代而不衰的奥秘,其治家理念对现代社会的家庭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书为治家之要。曾国藩对读书怀有深厚情感,始终秉持“读书宜立志有恒”的理念,倡导“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持久精神。在考取进士之前,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典籍研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写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他并不期望子孙成为显赫高官,而是希望他们成为明辨是非的君子。这种独特的读书观体现在:他认为一个显赫家族最应关注的不是田产房产的多少或藏书字画的珍贵,而应将精力集中于培养子孙读书自立的能力。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国藩进一步阐明了读书的双重目的:进德与修业,前者追求道德的完善与人格的修炼,后者致力于学识的积累与技能的掌握,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深信“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这与我们常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不谋而合。
勤为治家之方。勤奋是曾国藩治家的重要方法,也是他成功的关键。他的一生完美诠释了“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这五个方面。在军中,他坚持早起,无论天气如何都必定到场练兵督训,以身作则树立了“身勤”的典范。通过细致观察李鸿章带来的三人的举止神态,曾国藩准确判断其性格和能力并委以重任,展现了“眼勤”的智慧。曾国藩坚持写日记、读书和撰写家书,以“手勤”修身养性,在不断反省学习中成长为一代大儒。他主张同僚间应互相规劝、共同进步,这种“口勤”不仅体现了其领导智慧,也赢得了同僚和下属的尊敬。而“心勤”则体现在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上,无论是七次参加科举考试还是“屡败屡战”的进取精神,都彰显了其精诚所至的信念,这种精神不仅成就了他自己,也激励了无数后人。
俭为治家之法。节俭是曾国藩治家的重要原则,他将其视为一种生活态度和修身养性的方式。在个人生活方面,他日常穿着简朴,始终以土布衣为主,饮食简单清淡,每餐仅用一份荤菜。在扬州宴席上,面对满桌佳肴,他仅食几道菜,言称“一食千金,吾不忍食,吾不忍睹”。在战乱年代,他带领湘军时每餐仅食一品蔬菜,此举被誉为“一品宰相”。在家庭管理上,他要求家中女眷必须纺布,即使是身为诰命夫人的妻子也不例外,并禁止子女坐轿、穿华丽衣物,更不许奴婢代劳取水添茶等琐事。曾国藩在家训中强调:“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是兴家之本。骄奢倦怠则必败。”他坚信,无论出身如何、地位高低,都应秉持勤俭自律的生活态度,只有在物质上与贫寒之士一样简朴,将来方能成大器。
谦为治家之略。曾国藩说:“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也。”在书信和日记中,他始终保持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清醒,一再教诲家人、部将万万不可染上傲气。初到京城时,他发现自己存在“傲慢”“不诚”“虚伪”等陋习,为改过自新,他坚持写日记,时刻自我检讨。对待师长穆章阿,他恭敬有加,每逢春节必亲自登门拜年,平日亦时常问安。即便穆章阿遭遇贬官,他仍保持敬重之心,直至其辞世。对于社会底层人士,他充满人文关怀,不仅关心其苦难生活,更尊重对方,照顾其自尊,显得平易近人。当时规定四品以下官员仅可乘坐四人抬轿,三品以上才能乘八人抬轿。但曾国藩升官后,依旧坚持乘坐四人轿,只增添两名护卫,显示出其不张扬、不夸耀的品性。
(作者:曲阜市干部政德教育中心 马会祥 田家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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