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船到底有多大
2026年04月0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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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的船: 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 刘鲁颂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杜甫离开蜀地直至逝世,生命最后的岁月都在船上度过。“船”既是他后半生的栖身之所,也映照出其一生颠沛漂泊的命运。刘鲁颂在新书《杜甫的船: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中,以“船”为线索,结合杜甫存世的诗文,讲述了一代诗圣最后十年的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一千多年来,人们普遍将杜甫的船想象为一叶破旧小舟,并将其与诗人的形象深度绑定。本书作者通过对诗文线索、现实逻辑的考辨,发现这艘船不仅高大宽阔、能容纳全家十余口人,更是一艘制作精良、陈设典雅、质量可靠的私家“豪船”。
  □刘鲁颂

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
  抵达成都的第二年春天,杜甫着手在西郊浣花溪畔修筑草堂,那时他就想买一艘船。当时成都南边万里桥侧有一个船市,各种各样的船只令他眼馋,可惜他已将全部资金都投在草堂营建上了,手中没有余钱,只好在诗中叹息:“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即便这样,他还是在浣花溪边搭建了一个相当于码头的水槛,扎了一只竹筏临时替代船只。一年以后,资金稍稍宽裕了一些,他就立即买了一条小艇回来。在《进艇》《泛溪》等诗中可以看到,杜甫那段时间喜欢牵引着妻儿,在浣花溪中泛舟戏水、采莲逐蝶、品茶饮浆,感受着船给他一家带来的欢愉。
  当然,这只是一条供人嬉戏玩耍的小艇而已。入蜀头三年,杜甫都没有想过要置办一艘可以在长江航行的大船,直到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结束时,他才产生了这个想法。那是宝应元年(762)冬季,唐王朝的平叛终于取得重大突破,在光复东都洛阳以后,趁势一连收复了河南、河北两道近十个州。几个月后,消息传到了巴蜀,正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周游的杜甫闻讯欣喜若狂,纵笔写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从乾元二年(759)春暮辞别故乡家宅,如今已过去整整四年了。四年中,杜甫无一日不在思念故乡,但故乡好像一个越来越遥远的梦,听到洛阳光复的喜讯后,他仿佛从梦中回到现实,真正萌生回乡的念头。
  他在《春日梓州登楼二首》诗中吟道:“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所谓“理”,即打理之意,我们可以理解为“租”,也可以理解为“买”。那么,杜甫到底是打算租船还是买船呢?
  唐人出行,舟船与车马都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而在长途旅行中,舟船的优越性要比车马大得多。所以,当时客货船只租赁服务比较普遍,江河沿线各个州县都有舟船租赁点。如果杜甫要租船,应该在他的生活地梓州直接租赁最为便捷和划算。但事实上是,他最后是带着一家十余口人走了200里山路,从梓州赶到阆州(今四川阆中),准备从那里起航。按常理分析,杜甫到阆州去租船的可能性极小。那么,“应须理舟楫”之“理”,就只剩下“买”这一个意思了。
  在巴蜀各大造船基地中,阆州离梓州最近,船也相对便宜,这就是杜甫选择到阆州去买船的现实原因。其实,杜甫原来并没有到阆州买船的计划,他本来打算就近在梓州置办船只,最迟不晚于当年秋天启程返乡。但是,就在这个春天,梓州的一次特殊的聚会改变了杜甫的想法。当时,梓州周边的阆州、果州(今四川南充)、遂州(今四川遂宁)等刺史齐聚梓州,杜甫也参与其中,并且陪同各位刺史游览了梓州的惠义寺。就是在这次聚会上,杜甫结识了阆州的王刺史。大约是王刺史向杜甫介绍了阆州造船的种种好处,聚会结束后,杜甫就与朋友结伴而行去了阆州,并在途中留下了好几首诗,从诗中表现出来的情绪看,他的阆州之行与考察船市有很大的关联。例如,抵达盐亭县的当晚,这里离阆州已经不远了,杜甫倚杖漫步,看到江边有一个船市,天晚休市了,船只聚集在桥边随春潮摆动,这令杜甫非常兴奋。又如,在巴西县,绵州的窦刺史于驿亭设宴款待他,恰遇梓潼江春水大涨,汹涌的江流让杜甫激动不已,仿佛船已到手,他感觉自己就要驾舟中流,直抵万里之外了。诗人作诗,往往先有个“主意”,一首诗为何是这个“主意”而不是那个“主意”,往往是由诗人当时的心境甚至是潜意识左右的。此时,杜甫心中装着船的事,所以一路上注意的也尽是船的景,诗中就反复出现船的意象,而且越靠近阆州,有关船的景象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眼前,按现在的话讲,就是杜甫还没到阆州,就感受到了阆州这个造船基地的辐射力。
  杜甫在阆州逗留了一个月左右,之后便在梓州和阆州之间往返穿梭。仲夏,他返回梓州;秋后,又来到阆州;年底,他因为女儿生病,在妻子催促下又返回梓州;第二年春天,他辞别了梓州的一众官员,率全家来到阆州,准备从这里乘船回乡。根据他的活动轨迹以及诗作透露的线索判断,他第一次到阆州时,便在阆州城北四五十里路外的苍溪县下了造船的订单。他第二次到阆州时,定制的船已经初具规模,他与朋友骑马赶到苍溪县,很可能以船主的身份参与了这艘船“起樯”“挂帆”和“下水”的仪式。一年以后,他在《三韵三篇》一诗中对这些造船工序信手拈来,表明他一定体验过这方面的生活。
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
  帆船下水之后,便具备了水上航行的条件。在霏霏秋雨中,杜甫兴致勃勃地试航验收,乘船从苍溪返回阆州城内。他在《放船》诗中记录了自己的感受:
  送客苍溪县,山寒雨不开。
  直愁骑马滑,故作泛舟回。
  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
  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
  从诗中看得出来,杜甫的心情是多么愉悦。
  杜甫试船的时候,“坐稳”是他最大的感受。在水中航行,平稳往往是大船的特征。后来杜甫在船上生活时,多次在诗作中描写这艘船的形态,都表明这是一艘大船。例如,《旅夜书怀》《过南岳入洞庭湖》《早行》《南征》等诗,均用“危樯”“高帆”“云帆”之类的词语形容这艘船桅杆之高大。杜甫在《遣闷》一诗中说“地阔平沙岸,舟虚小洞房”,能给人“洞房”的感觉,说明这艘船的船舱空间不会太小。他还在《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的序言中留下了船舱尺寸的数据记录,那是大历四年(769)在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一天夜里,湖南幕府的侍御苏涣来船上拜访杜甫,应杜甫所请吟诵了自己的诗作,深深打动了杜甫,第二天回忆起来,仍然觉得苏涣的吟诵在“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须知,杜甫的杖藜产自梓州,是十分名贵的桃竹杖,至少有两米长,他能自如地携杖入舱,说明船舱的空间相当大,其高不会低于两米,其宽和纵深一定有数倍于杖藜的长度。
  杜甫的船不仅大,其装饰和陈设也相当不俗。例如,他在《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一诗中说“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表明舱顶四角可能装饰着飞檐,檐下还悬挂着风灯。从《舟月对驿近寺》《小寒食舟中作》等诗中,我们还能了解到舱门上挂着竹帘,窗户上挂着风帘,船舱中间则设有屏风和虚幌。这些装饰和陈设,谈不上奢华,但称得上雅致。
  据《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天宝十四载(755)的时候,杜甫家有十口人,考虑到用在诗句当中数字有可能取整,因此,当时他的家庭人口可能是十人,也可能在十人以上。在长途旅行中,与杜家人共同生活的还有两三个奴仆,包括服侍洗漱的仆夫和打理勤杂的僮仆,以及三四个船工,包括把舵的“三老”和撑篙的“长年”。也就是说,这艘船需要具备承载近二十人长期生活的能力,船上不仅需要住宿和活动的舱位,还要有储藏行李、粮食、药裹、酒缸以及各种器物的空间。
  至于杜甫个人,他有自己的情趣和习惯,最重要的就是船上要有一个读书、写作和会客的场所,舱内须宽敞明亮,身下须有坐席,面前须有几案,腰肘须有靠几,四周须有书架。杜甫天资聪颖、博闻强识,自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他作诗用典频密,单凭记忆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疾病使他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因此他是离不开书的,尽管生活漂泊不定,但他总习惯随身携带大量书卷,他与朋友的书信往来和诗歌唱和,也会仔细地收藏起来,带在身边随时备查,因此船舱内书架必不可少。
  最后,在长江长途航行必须经得起风浪,这艘船一定要尽可能坚固、平稳、宽敞,需用上好的木料并辅以精细的做工,这关乎全家人的性命。杜甫在《泛江》一诗中说“方舟不用楫,极目总无波”,表明他的船是一艘采用双体结构的“并舟”,船头船尾皆成方形,这种船的优点就是坚固、平稳、宽敞,比当时常见的两头尖的帆船要略长略宽,在水面上显得平稳宽大。据杜诗记录,这是一艘质量极好的船,在岷江、长江和湘江五年多的航程中,只在夔州有过一次故障维修的记录。
地阔平沙岸,舟虚小洞房
  借助杜甫的诗歌,依据唐代船舶的基本形态以及唐人的生活习惯,我们仿佛能清晰地看到这艘一千二百余年前的木船。
  这是一艘耀眼的、带有巴蜀风格的、俗称“并舟”的宽大帆船,保守地估计,其长20米以上、宽6米以上,船身绘有彩色纹饰,散发着楠木和桐油混合的清香。
  船首两侧画着夸张的、彩色的鹢鸟图案,用以在航行中恐吓水怪。船体中后部竖立着高大的桅杆和阔大的风帆,桅顶的候风器“五两”款款摆动,一俟风起,便横飞舞动,好似一只追逐白帆的飞鸟。
  桅杆下方,靠前是一间带有多个窗户的船舱,前后足有十余米长,舱顶四角饰有飞檐,檐下悬挂风灯,这是杜甫一家生活起居的地方。
  船头缠绕着粗大的缆绳和拉纤用的竹编“百丈”;船尾有一间棚屋,将长长的尾舵覆盖起来,略高于前方的船舱,即使遇有风雨,也不影响“三老”把舵的视线。这里既是“三老”的工作间,同时也是“三老”和“长年”憩息的地方。
  船舱略略下沉一两个台阶,钩起船舱门前的竹帘,走进舱内,只需略微低头。舱内两侧窗户上的垂帘整齐地收束着,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船舱,明亮而柔和;偌大的空间略无隔断,显得比实际更为宽敞,但中间备有屏风和虚幌,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灵活地区隔生活空间。
  船舱两壁整齐地摆放着书架,角落处码放着箱箧。木地板十分光洁,入口处摆放着几案、凭几,这是杜甫的工作区;深处则铺有枕席,是家人们的生活区。十多人在这里或席地跪坐,或伸足平坐,或侧身斜坐,或盘足趺坐,或高枕而卧,空间绰绰有余。
  船舱内笔墨纸砚自然是少不得的,还有一把剑、一张琴、一只乌皮几以及数盆花,显示着主人雅致的精神品位。船板下的底舱则储存着粮食、药和酒,也透露了主人的生活习性。
  当然,特别惹人注目的,还是那满架的书卷,这艘船实际上是一艘“书船”。要注意,唐代的书和今天是不同的,都是书卷或书轴,装订成册的线装书要到北宋以后才出现。那时,文章诗词抄写在麻纸上,有的写在绢上,一张纸或一幅绢卷成书卷,讲究的话还要将书卷装裱成书轴,这就是一“卷”。
  每个书卷或书轴上都会贴一张竖条,用以标注卷中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签”;富贵之家有用象牙做签的,称之为“牙签”。相同篇目的若干书卷或书轴,则用一张竹帘或布帛裹上,然后用连缀其上的布带或锦带系紧,这就是一“帙”;包裹书轴的竹帘或布帛称为“书衣”,书衣上用来系紧的带子称为“妨”。居家藏书,一般是将书按帙置于架上,称为“插架”;携书外出,一般是将书帙存放在竹编小箱即箧笥之中。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杜甫的船舱内,舱壁排满书架,书架上书帙整齐地码放着,书签参差悬挂,和着江风摆动,“仿佛有一种摄魂夺魄的力量从千年前穿越而来”。
  (本文摘选自《杜甫的船: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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