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官员和经济学家大谈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和城市化率，这与那些被拆迁的人有什么直接关系呢?我认为，应该把城市化率、宏观土地使用效率从经济学中清除出去，这些有害的概念极大地误导了经济学家。

    □刘业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在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的硬约束下，以“占补平衡”为操作性依据，暴力拆迁在各地风起云涌。在文本意义上，“拆迁”是个机械力学事实，但是有些拆迁的真正事实是对私人房屋这种极为重要的财产的破坏，暴力拆迁则意味着在完全违背产权持有人意志的情况下实施房屋拆除。这种语义上的中性表达，在事实上掩盖了对权利的侵犯。如果用“侵犯私人房屋产权”代替“暴力拆迁”这种技术化表达，也许会更容易揭示真相，那么拆迁方遇到的阻力可能会更大。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们不反对城市化。但是我认为，城市化数量指标只能是事后观察的数值，不值得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其次，我认为政府官员也不能扮演“超级理性”的角色。对此，我想用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论述，以警醒我们的一些官员:“相反，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至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害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自己的行动原则。”

    主导拆迁的地方政府和被拆迁的无数房屋产权持有者都在斯密的棋盘之中，没有人居于棋盘之外。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自己的目标。而以那个子虚乌有的“目标”作为政策目标，采取强制性手段以达到目标就显得虚妄了。在各地上演的强制集中居住和强制拆迁的案例中，主导拆迁的政府和作为鼓吹者的经济学家都忽略了这一基本事实:每个农民和农民家庭不是完全像死棋子一样受摆布的，无论你们的政策和远景规划多么诱人，他们有自己的行动原则。一些官员和经济学家把这一事实撇开了，大谈土地使用效率的提高和城市化率，这与那些被拆迁的人有什么直接关系呢?我认为，应该把城市化率、宏观土地使用效率从经济学中清除出去，这些有害的概念极大地误导了一些经济学家和地方政府官员。

    现在，大规模的计划经济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可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时不时地重返一些经济学家和地方官员的头脑。他们在身份幻觉的误导下，不顾无数分散的农民个人及其家庭的行动原则和他们的自由意志，对私人财产权利实施暴力，僭越政府职能，破坏政府信誉，动摇政府公信力，让被施暴方处于绝望的境地，引发社会不稳定。无论以何种美好未来的蓝图为借口，不经同意侵犯私人房屋产权，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经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些行径的背后，乃是对于经济社会系统运行及其秩序的错误理解，乃是对自我身份的不恰当预设，试图以超级理性的角色站在人类社会的棋局之外。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会议强调，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希望个别地方以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城市化进程为名义的强拆运动能就此终结，更希望一些地方官员和经济学家能从那些戴着商业面具的计划经济思维方式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