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际反恐事业来说，拉丹之死意味着世界将步入“后拉丹时代”。拉丹式的恐怖主义在不久的将来行将作古，新恐怖主义将可能以一种人们完全不熟悉的形式和面貌长期存在。

    拉丹之死来得突然，人们还没有完全做好一个没有拉丹的反恐准备。人们最担心的情况是，一个拉丹倒下去，千百个拉丹站出来。一个拉丹好对付，成千上万的拉丹或者是打着“拉丹传人”旗号的反美势力，是最难对付的。一旦新的恐怖袭击大浪袭来，国际反恐一时难以适应，到处是警报频传，风声鹤唳，拉丹之死就是释放恐怖主义之祸的“潘多拉魔盒”。

    拉丹不同于萨达姆，他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些狂热的支持者。此次拉丹陡然被击毙，这一事实被证实得越早，西方媒体渲染得越充分，人们越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遭受恐怖主义报复的可能性就越

    大、越快。是不是整个世界要到再一次经受另一个“9·11”的教训时，才能够找到化解仇恨和怒火的药方？这个问题还需要世界各国费些思量。

    事实上，国际社会也不必冥思苦想地再去找第二个拉丹，而是应该更多地思考一下“人类共同的未来”。人类不应该重复以往的“千年困惑”，一定要把“文明”与“野蛮”对立起来，把“光明”和“黑暗”一分为二，把“善良”与“丑恶”划归两岸。在全球化的时代，越是以此种“二分思维”思想的人，越可能会继续陷入人类冲突“自我实现的预言”，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一个又一个“拉丹”。尽管世界不会因拉丹之死而宁静，但却一定会因人类思想革命之灯塔而转向。对此，我们不应放弃追求。

    本报时事报道顾问、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赵可金

    （本报记者 吴华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