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也专栏

    听说我写诗，她说，我要是懂汉语该多好，那样就可以读你的诗了。

    华盛顿飞往匹兹堡的UA7685次航班本来应该在晚上10：05起飞的，不料却一再延误，屏幕上先后显示拖延至12点、凌晨1点和凌晨2点，据说是因为雷雨。杜勒斯机场过了夜里12点之后，所有卖食品的店铺都打烊了，只有冷气依然开得很足———这是盛夏，这里把空调温度开得很低很低，像是在冰箱里，而且不是冷藏室，是冷冻室，人在里面就像被速冻的鱼。我从北京过来，飞了13个小时，晚上7点就过了海关，一直冷飕飕地等在那里，并且一遍一遍地掏出硬币去给匹兹堡那边接我的朋友打投币电话。

    好不容易熬到凌晨1点，本以为快要登机了，没想到竟然宣布航班取消。大家被召集到一个柜台前面去办理换机手续，只能换明天的飞机了。手续一个一个地办，四个工作人员，办得极慢，二十分钟也办不了一个。无论前面的人怎么磨磨蹭蹭，无论工作人员态度多么不耐烦，乘客们都在队伍里十分耐心地等下去，绝不发火和抱怨。只是有人开始哭了，第一个哭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她个子高高地站在那里，咧开大嘴肆无忌惮地哭了，边哭边说：“今天是周末，晚上我见不到我男朋友了。”大家都围过去安慰她，有人还像哄小宝宝一样拍着她的肩膀。第二个哭的是带着两个儿子的母亲，她边哭边说：“我带着俩儿子，今晚上怎么办呀？”大家再围过去哄她。第三个哭的是一个单独出行的女人，第四个哭的就是我了，我其实是被冻哭的和累哭的，我不懂这个国家出于何种目的把空调开到这么低的温度，我跟别人一样穿着日常夏季衣服，可是几乎要冻死了，其他衣服在另一个箱子里，都已托运，加上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一想起或许还要再熬十来个小时，就崩溃了。那些等在那里的乘客也围过来安慰我，一个看上去六十来岁的女人对我非常和蔼，为了让我能听懂，把话说得很慢，吐字清晰，她的人极其优雅，穿着天蓝色低领敞口短袖衫，脖子上戴着一个有些粗粝的花色玳瑁项链，她说了她的名字，听上去似乎是黛安娜。

    终于排到我了。接待我的是一个黑人女工作人员。大约是工作到深夜的缘故，她很不耐烦。我问，航班取消了，要不要安排乘客住宿。她回答，不。我说，那我就住在这候机厅里了，要早上最早的航班。她说，你不可以住在这里，如果你要最早的航班，那是早晨7点的，你必须花60美元自己到雷根去呆一晚上，从那里走。我一听还要花60美元，就不高兴，便问，雷根是宾馆吗，还是一个什么地方？她一下子就烦了，不理我，直接对操作电脑的工作人员说，给她改成明天下午5点的航班。我一听还要在这里冻上一天一夜，直到下一个黄昏，就急了，我说，不，我一定要最早的航班。可是他们不理我，还是把下午5点航班的登机牌打印出来了。我气坏了，站在那里不离开，怒目而视，坚持要早上7点的航班，那个黑人女工作人员气得冲我吼叫了一通，最后还是给我换成了早上7点的。黛安娜排在我后面，她也改换成了早上7点的航班，办完手续后，她对我说，雷根是华盛顿的另一个机场，我们约几个人凑钱打出租车一起到那里去吧。我这才明白为什么那个黑人女工作人员要我到雷根去，原来改换之后的航班是另一个航空公司的通勤班机，是在华盛顿的另一个机场起飞的。工作人员只对我说“雷根”，却把“机场”这个单词省略掉了，我一个外国人，怎么知道雷根是什么地方？

    临时凑了四个人，花60美元打一辆出租车前往雷根机场。出租车在高速路上飞奔，像一个音符流动在明净的乐谱上，华盛顿的夜晚如此安静，植物茂密，在夏夜里散发出浓郁清香。夜色里，看不见白宫，看不见林肯纪念碑，看不见五角大楼，车子从城市侧旁擦了过去。到雷根机场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这个钟点的机场空空荡荡，上下两层几乎都没什么人，可是冷气开得比杜勒斯机场还要大，温度低得简直可以让血管结冰，我无处躲藏，只好跟黛安娜一起找了个椅子坐下来，缩成一团。她很快睡着了，我却冻得无法入睡，竟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我若像她一样有一大把火柴该多好啊。

    这一晚上可真长啊、真冷啊。终于熬到了四点半，可以办理登机手续了，黛安娜的登机牌却出了问题，杜勒斯机场给她的那张登机牌在雷根机场电脑里竟无法确认，于是这边工作人员又打电话跟那边机场一遍遍地联系，在电脑里折腾了好半天，最后总算把错误更正了。黛安娜说，我不喜欢杜勒斯机场那个操作电脑的男人，他工作不认真，给我找了麻烦。她表达这番意思时，一点儿也没有流露出气愤的表情和着急的意思，还是那么有耐心，那么优雅。

    黛安娜建议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我说，我来请客。俩人端着杯子，一边喝咖啡一边走向安检口。过了安检，坐在登机口，我们俩一起看着窗外一架架停在明亮的晨光里的飞机，都很有成就感。她说，这个夜晚可真漫长啊。我说，这也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有趣的夜晚。我们俩互留了通讯方式，知道了她是一个博士，是教师。听说我写诗，她说，我要是懂汉语该多好，那样就可以读你的诗了。

    飞机是一架狭长的庞巴迪Q400小飞机，载客70多人。飞机升上天空，透过窗子，早晨的阳光那么鲜艳，掩映在丛林中的华盛顿生机勃勃。飞机上只有一位高大威猛的黑人空哥在服务，他懒洋洋地推着送饮料的小车从机头走到机尾，又从机尾走回机头，只走了这么一趟，一句话也没有说，一杯水也没有倒，接下来一个小时，就坐在那里，再也不动弹了。

    到达匹兹堡之后，果然如我所料，没有见到我那托运了的行李，于是排队去办理行李丢失查找手续。我告诉工作人员丢行李的原因，并且描述我的行李的模样，它是深蓝色的，上面写着很多汉字。

    地球那边的家里人到现在还没有接到我到达的消息，他们一定着急了，我妈肯定已经打开电视或上网去看国际新闻了，看看有没有飞机失事的消息。

    黛安娜不肯走，她说她要一直陪着我，等到我的朋友来机场接我，才会离开。她那么有耐心，那么优雅———当然，还有美丽。

    在黛安娜送我的名片上，她的全名是Nan Fol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