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感到愤怒，便是一个恰当的案例。近些年来，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当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秋后算账的时刻也来临了。华尔街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通过由抵押贷款所支撑的综合投资，赚了几十亿美元，而现在这些抵押贷款的价值急速猛跌。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公司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股票市场崩盘之后，受到毁灭性打击的不仅仅是那些大的投资者，也有普通的美国百姓，他们退休账户中的钱大大缩水。2008年，美国家庭所损失的财富总额达到1100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日本和英国一年收益的总和。

    2008年10月，乔治·W·布什请求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拯救国内那些大的银行和金融公司。华尔街在形势大好的时候获取了丰厚利润，而在形势不好的时候，就让纳税人来为其埋单，这似乎很不公平。可是似乎又没有别的办法。这些银行和金融公司已经发展成庞然大物，与经济的各个方面纠缠在一起，以致于它们的崩溃会拖垮整个金融系统。它们“太大了因而不能倒闭”。

    没有人认为这些银行和投资机构应得这些钱。接下来就出现了奖金事件。在救助款项开始流通后不久，新闻报道披露，有些领取了公众救济金的公司将数百万美元作为奖金发放给它们的高层管理人员。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涉及美国国际集团(AIG)—家保险业巨头，被旗下金融产品的冒险投资而拖垮。尽管由于大量政府资金(总数达1730亿美元)的注入而获救，它却将165亿美元作为奖金支付给了那些部门经理，73名员工获得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奖金，而正是这些部门使得经济危机陡然加重。

    有关奖金的新闻点燃了公众抗议的怒火。这一次的愤怒并不是关于10美元一袋的冰块，也不是关于过高价格的汽车旅馆房间，而是关于过分地挥霍那些由纳税人所资助的钱，来奖励那些帮着将全球金融系统拖垮的部门的成员。首席执行官回答道：“如果员工们认为他们的补贴有待于美国财政部进一步的、任意的调整，那么我们就不能吸引和留住最好的、最聪明的人才。”他认为，为了纳税人的利益———毕竟他们拥有大半个公司———我们需要员工们的才能来摆脱这些不良资产的负担。

    公众以盛怒予以回应。《纽约邮报》以头版头条表达出了多数人的心声：“贪婪的混蛋们，不要如此心急”。美国众议院试图通过一项法律，向那些获得巨额救援资金的公司所发放给员工的奖金征收90%的税，并以此方式来收回这笔钱。在纽约总检察长安德鲁·科莫所施加的压力之下，美国国际集团奖金获得者前20名中的15人愿意返回奖金，总计收回约5000万美元。这一行为稍稍缓解了公众的愤怒，参议院对于惩罚性征税方式的支持力度也逐渐衰弱。然而，整件事却使得公众不愿意支付更多的钱来收拾金融业所导致的烂摊子。

    关于银行拯救的愤怒的核心是一种不正义感。即使在奖金事件爆发之前，公众对于政府救援的支持也是犹豫不决并相互冲突的。经济的崩溃将会殃及每一个人，因此有必要阻止它的发生；同时，美国人又认为，给那些失败的银行和投资公司注入大量的资金，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平的；在这两者之间，美国人民难以抉择。为了避免经济大灾难，国会和公众都作出了让步。然而，从道德上来说，这始终像是一种勒索。

    在对政府救援感到愤怒的背后，是一种有关道德应得的观念：那些获得奖金的高层管理者们(以及那些获得经济援助的公司)并不应得这些。然而，为什么他们不应得呢？让我们来考虑两种可能的回答：一种与贪婪有关，另一种则与失败有关。

    公众愤怒的根源之一在于：那些奖金似乎是在奖励贪婪，正如报纸头条所赤裸裸地暗示出的。公众认为这在道德上是令人不快的。不仅仅是这些奖金，整个经济援助似乎都是在不合情理地奖励贪婪的行为而不是惩罚之。为了追求更大利益，那些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者们进行鲁莽轻率的投资，从而使他们的公司和整个国家都陷入岌岌可危的经济困境。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他们将利益收入囊中；甚至在自己的投资破产之后，他们仍然不觉得百万美元的奖金有什么不妥之处。

    对贪婪的批判不仅体现于新闻报纸头条，同时(以更得体的方式)也体现于公共官员的言论之中。参议员夏洛德·布朗(一名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国际集团的行为意味着贪婪、狂妄自大和节节败退。

    奥巴马总统认为:“由于鲁莽和贪婪，美国国际集团使自身陷入经济困境。”这种批评贪婪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在这次经济崩溃后出自救援款项的奖励，与经济高涨时期从市场所获得的奖金之间作出区分。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好的心态，是一种对利益的过分而专注的欲求。因此，我们能够理解，人们不愿意奖励贪婪。然而，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现在这些银行救援奖金的领受者们要比多年前更加贪婪———那时候他们非常成功并获得更高的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