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已经到了她的风烛残年。帝国主义的蚕食鲸吞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个貌似庞大的帝国政府千疮百孔、步履艰难，人们对它的失望和怨愤，可以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的行文中窥见一斑：“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粟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这样的政府非倒不可。尽管王权统治者和各种保守势力，依然在指望苟延残喘，然而，革命已经箭在弦上。

    新风若炙的资产阶级革命，使清王朝统治者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为拖延时日，抵制革命，走投无路的清政府从1901年起不得不接过维新派的旗帜，陆续推行一些“新政”以冀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笼络地主阶级上层并安定民心。

    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同时进行官制改革。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成立。然而，清政府所谓新政的真正用意是自保而非改革，内阁大权仍然集于满洲贵族特别是皇族手中，“责任内阁”完全是“皇族内阁”，举国上下舆论哗然。这种虚与委蛇、皮里阳秋的行径，只能让更多的人对其彻底死心，走到革命的阵营里来，就是原先的立宪派人士也逐渐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开始同情和支持革命活动。

    四川的保路运动尤为激烈。1911年6月，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了保路同志会，各府州县也纷纷成立保路分会，参加人数达数十万。8月，成都首先罢市、罢课，各府州县闻风响应。9月，运动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且武装暴动不断。四川总督赵尔丰奉清政府的命令，派军警镇压群众，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负责人，数十群众被杀，由此引发了全川的武装暴动。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联络会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攻成都，会员吴玉章和王天杰等在荣县宣布起义，建立革命政府。慌乱中，清政府不得不拆东墙补西缺，命令端方自湖北带兵前往镇压，就在四川各路军民与清军激战之际，驻扎重兵而清政府又一时无法顾及的湖北，响起了武昌起义的枪声。

    1911年是中国农历的辛亥年，这一场革命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辛亥革命”。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和清朝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个地区格外激烈。

    四川排山倒海的群众保路运动预示着革命大风暴的来临，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起义的日期最初定在10月6日，因准备不及，延期到10月11日，但起事的风声已经泄露，官方加强了戒备，从而增加了发动起义的难度。再则，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武汉一地单独发动起义靠不住，必须等待南京、上海同时举事。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起义才能取得成功的建议，这更使武汉的起义领导者犹豫不决。

    10月9日上午，孙武在汉口租界内的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将带有火星的烟灰掉到炸弹上，引燃了炸药，发生爆炸事故。俄国巡捕闻声赶来，炸伤的孙武和其他在场人员均逃走，但机关内的文件被巡捕搜去。俄租界捕房将搜到的旗帜、文册、公告等送交清朝官方。在武昌机关里的蒋翊武和其他几个军事领导人闻悉，感觉情势十分危急，如不赶紧动手，将坐而待毙。于是，急忙下令分头通知各标、营的革命同志，以当天夜里12时听到中和门外炮声为起义信号，各部同时举事。但是，由于行动过于仓促，给中和门外炮队的命令居然没有传到。

    半夜12时炮声未响，起义自然没能实现。就在这个夜里，闻讯而来的军警袭击了蒋翊武所在的机关，蒋虽逃脱，但其他几个参与指挥起义的人被捕并惨遭杀害。最后，官方从变节者口中得知这次革命组织的全部情况，湖广总督瑞瀓宣布戒严，按查获的名册，大肆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顿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连未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们也感到有牵连受祸的危险。10月10日夜，武昌城内外群龙无首的革命士兵不得不作最后的挣扎，决定孤注一掷，自己发动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