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映勤，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编审、文学杂志主编。著有《话剧讲稿》、《世纪忏悔》、《死亡调查》、《100个渐行渐远的城市记忆》、《佛道文化通览》等。另发表有小说、散文、评论若干。

    1912年5月初，鲁迅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京供职，直到1926年8月南下赴厦门教书，在北京共生活了14年，当然这也是他在教育部公务员生涯的14年。

    当年的鲁迅在北京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声望颇高，那么为什么他要放弃这些离开北京呢？

    北京是鲁迅的第二故乡，对北京他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其一，他的亲人都在北京。1919年12月底，鲁迅将全家老小———自己的母亲鲁瑞、妻子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与二弟周作人一家同住于八道湾胡同，周氏三兄弟，除三弟周建人只身在上海谋生之外，全家三代十几口人都在北京生活。

    其二，他的工作在北京。在北京14年间，鲁迅一直在教育部当职员，任科长、佥事，工作清闲无聊，有时间创作、研究和教书，除了工资收入，尚有讲课费和稿费、版税，这是他能坚持14年始终没有跳槽的主要原因。

    其三，他的事业在北京。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鲁迅的新文学创作从这里起步、成熟，他的文学创作、译介研究都集中在北京时期，并先后在8个学校兼课，从而奠定了他成为精神领袖和文学大师的地位。北京做过800多年的帝都，恢弘大气，精英荟萃，文化资源丰厚，思想活跃，信息畅通，图书馆、大学、报刊、书店林立，为鲁迅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有利的条件。

    其四，他的活动圈子和朋友圈子也主要集中在北京。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激励，这些朋友和文化圈子是鲁迅成长发展的肥沃土壤。

    仅从上面这些原因便足以看出，当年的鲁迅在北京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声望颇高，那么为什么他要放弃这些离开北京呢？

    鲁迅在自己写的《自传》中这样解释道：“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湮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逐条来分析：

    先说撤职一事。鲁迅参与了北师大的学潮，始终支持学生与当时的教育部长章士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杨荫榆做斗争，为此，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批准将鲁迅撤职，此事发生在1925年8月14日。8月22日鲁迅向平政院投递控告章士钊的诉讼，打了平生第一场官司，转年的1月16日胜诉，教育部取消了这个违法的撤职令，鲁迅官复原职。风波就此平息。

    再说逮捕一事。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奋笔直书，与段祺瑞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抗争，社会上传闻，报纸上也刊出名单，政府要通缉第二批“暴徒首领”48人，鲁迅在册，列第21名，他为此离家避祸。但此时的北京政局多变，一个月后，奉军进京，段祺瑞下台，被通缉的威胁消除了，鲁迅很快就回到家里，可以自由活动了。

    最后说敌人一事。鲁迅在北京期间，与官僚政客、帮闲文人打了几次笔仗，与复古派、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现代评论派都进行过斗争，颇得罪了一些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与陈西湮的论战。但是以鲁迅的声望地位、社会影响，更由于他顽强不屈的性格，岂是轻易能让论敌排挤走的？他不可能为了躲避围攻而逃之夭夭。

    由此可见，鲁迅离开北京的原因和上面所说的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但决不是主要原因，起决定性因素的另有不便明言的个人隐情，这就是为了追求爱情，为了和许广平开始新的生活，为此，他才选择了离开北京。 

    首先，妻子和母亲都在北京。他虽然不接受朱安，却也无意伤害对方，没打算过遗弃妻子。只能让她留在家里照顾母亲。自然，自己另有所爱，以朱安温顺平和的性格不至于因此而闹出大的风波，但是同时要在北京维持两个家庭显然多有不便。

    其次，当时他与二弟周作人失和已经三年，兄弟恩断义绝、反目成仇，这种精神打击对鲁迅是致命的，他们在北京共同奋斗了十多年，志趣相投、感情深厚，让他刻骨铭心、痛心疾首。两人有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亲人、共同的朋友。失和以后，再无直接交往，许多聚会宴请，鲁迅都因刻意回避周作人而拒绝参加。当然，以周作人的品性，对“有妇之夫”鲁迅和学生许广平的关系肯定不会认可。为了摆脱尴尬的局面，鲁迅在内心深处也许未必愿意和周作人在一个城市生活。

    另外，鲁迅自然不会畏惧别人的飞短流长，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就在北京，朋友学生熟人众多，自己又是人所瞩目的公众人物，关于他的个人生活，势必会遭到世俗舆论的非难与压力，无论是善意的议论，还是恶意的攻击，人们说长道短是免不了的，这些非议，鲁迅和许广平不能不有所顾忌。

    上面这些因素，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鲁迅如果和许广平结合，继续生活在北京显然有诸多不便，与其身处是非之地，不如远走高飞，到一个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