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
对于邹伯奇本人来说,拍摄照片仅仅是他利用自己的摄影器“变而通之”的一件“快事”,他并没有太把它当回事,他注重的是科技基础理论的研究。
在梁启超划时代的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到清代算学等学术时,数度将邹伯奇列为科技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中最重要的评价是:“特夫又自制摄影器。观其图说,以较现代日出日精之新器,诚朴僿可笑,然在五十年前无所承而独创,又岂不可谓豪杰之士耶?”在《清史稿》中也有《邹伯奇传》,称其“聪敏绝世”。
邹伯奇(1819-1869),广东南海县大沥镇泌冲人,幼名汝昌,字特夫,号一鹗。他自己说自己:“寻常容貌,古样衣巾。生无过人,过恐弗闻。讵意天而限量,乃负屈而甘贫。号曰一鹗,盘餐滋味,一筋菜根。渔樵踪迹,水月山云。”又说:“平常容貌古,通套布衣新。”他是一个没有科举功名、生活在乡间的清贫人士。不过,他在世时,在广东儒林中小有名气,被视为奇人。他有一个至交是晚清广东大儒陈璞,邹伯奇去世后,陈璞将他的遗作进行了整理。
邹伯奇的遗作主要编印为《邹征君遗书》、《邹征君存稿》,在他身后声名鹊起。其中最重要的《格术补》,由湖南长沙名士、数学家丁取忠(字肃存,号果臣)主持重印,邀请名儒、《墨经》研究家殷家儁补注,最终由认识邹伯奇的王闿运出资完成湖南白芙堂本刊印事务,是公认的清末中国科技代表作之一。邹伯奇研究的主要是数学、光学、天文学、测绘学,但对于中国的发明史来说,他最有影响的是一篇短文《摄影之器记》,是今天中国通用的“摄影”一词的开创之作。
邹伯奇在《摄影之器记》中,详细叙述了自己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年)受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的影响和启发,发现了光学成像原理,并专门制作了一架摄影器。在邹伯奇遗留的文字中,他说自己曾经给自己拍摄过照片,加以《摄影之器记》一文,一般认为他是中国摄影之父、照相机之父。梁启超对他“自制摄影器”的评价,正是从这个角度进行的。但是,也正因为《摄影之器记》一文,反而为邹伯奇这一历史地位带来了疑问,因为从《摄影之器记》整篇文字内容看,他主要是完成了一件测绘仪器发明,作为摄影却缺少最关键的一环:显影。没有显影就不成摄影,这是邹伯奇《摄影之器记》最大的软肋。
不过,仔细推敲《摄影之器记》的内容,可以发现邹伯奇主要谈的是光学原理,对于他来说,理论是本,运用是末,他重本轻末,所以不谈今人理解的摄影:照相。在运用方面,他也主要谈的是科学测绘,但最后又说“变而通之,其用不穷”,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尾巴。他的《摄影之器记》所记之摄影器,已经具备了照相机除显影以外的所有技术要素。
对邹伯奇摄影技术进行详细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科技史家梁恒心、戴念祖,邹伯奇的后人也为研究界提供了重要文字和实物资料。梁恒心、戴念祖两位先生证明了邹伯奇确实拥有独立制造摄影机及进行摄影的知识和能力,邹伯奇留存的文字中尽管没有具体配方,但有记录解决显影技术所需要基本“药物”的字条。戴念祖通过发现的实物证明了邹伯奇采用的是玻璃板摄影法,甚至于1972年使用邹伯奇遗留的拍摄成像的玻璃底板,冲印出一帧极其清晰的邹伯奇自拍肖像照。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自己独立发明的原理和独立制造的摄影机拍出的照片,与欧美发明摄影比较略晚,几乎是同步,所具有的价值我以为超过了中国摄影史上的任何照片,也是世界摄影史上最伟大的照片之一。
对于邹伯奇本人来说,拍摄照片仅仅是他利用自己的摄影器“变而通之”的一件“快事”,他并没有太把它当回事,他注重的是科技基础理论的研究。殷家儁为《格术补》白芙堂本补注时,认为无论是邹伯奇还是沈括,都来源于《墨经》,不仅如此,殷家儁更认定西方科学也是来源于《墨经》,反正无论中外,一切科学都是来源中国老祖宗墨子。什么都归求于中国老祖宗,大概这正是邹伯奇这样伟大的人物只能出于乡野、中国整个科技水平难以发达的原因之一。
(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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