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背影】
殷先生如此反省他在1957年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成分,他在追求怎样的更高人生境界呢?他在写墨竹的诗中有一句是“从容不迫自惊人”,也许这是他理想人格的写照吧?
□吕家乡
想起语言学家殷焕先教授(1913-1994),映入我脑海的首先是他那拥挤凌乱的书房兼卧室。
1981年春节,殷先生和我都已走出了错划“右派”的逆境,我跟朱其铠学长一块去给殷先生拜年,看到的情景使我们大吃一惊。已是九点多钟,殷先生仍然和衣蜷卧在床上。说“蜷卧”,因为他的床上摆满了书籍、刊物和文稿,仅仅在外侧留出了一个新月形空处,弦长不过一米多点,不能翻身也不能伸腿。殷先生似乎在熟睡,又似乎在闭目运思。睁开眼,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学生,他很激动。要沏茶,好容易找到一把紫砂茶壶,壶嘴残破,壶盖是另配的。拿起暖水瓶来,竟是空的。我们请他不要麻烦。他拿出烟卷来招待我们,是廉价的“骆驼牌”。地板上到处堆放着书刊,有散放的,也有捆扎着的。我们自动找到两个小凳坐下,互诉别情。听我们说到几个同学的通信地址,他要记下来,拿起一支铅笔头,是用一根细绳拴在床头上的。告辞出门,我说:殷先生连个书桌也没有,难道就伏在床上写作吗?朱其铠答非所问地说:殷先生的住室,别人看来乱七八糟,他自己心中有数,要找什么资料一伸手就能找到。我俩都流出了眼泪。记得我在山大上学时曾到殷先生家去过,那时师母尚未卧病,孩子们还小,住室并不拥挤和凌乱。后来的凌乱以及殷先生在凌乱中的恬然自适,大概是逆境岁月的造就吧?于是我和朱其铠不约而同地想到殷先生在1957年反右中的经历,谈到他为什么被划为“右派”,我们都感到莫名其妙。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又回想起当年对殷先生的印象。我于1949年暑假后进入山东大学中文系,那时青岛解放不久,政治空气很浓,殷先生却经常拿着一摞厚厚的语音调查表,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按照方言一一读给他听,他细心地用字母标下读音,似乎窗外的锣鼓和欢呼对他的语音研究毫无影响。我当时不知道这有怎样的作用,只觉得这老师很“迂”。他给我们开的课是《古代汉语》,当时很不受重视,听者起先十几人,后来只剩了五六人,半学期后干脆停开了。殷先生并不在意,见了学生总是笑眯眯的。他经常穿大褂,有时也穿西服,总是显出安详从容、恬然自适的样子。政治活动中他从不出头露面,全系的联欢会上也不出节目。平时说话细声细气,甚至吞吞吐吐,走路慢慢腾腾,似乎怕踩死蚂蚁。同学们都认为他属于“重业务,轻政治”(那时还没有“只专不红”的说法)的旧知识分子,因此我们所编的校刊副刊《新文学》,从来也不向他约稿。这样柔弱怯懦的的殷先生怎么会在鸣放中爆发出政治热情,怎么会向党“进攻”呢?
在这个春节期间,我和别的老同学见面时也不由得谈起殷先生。G君谈了他听到的传闻:殷先生是九三学社的成员,能不贯彻九三学社某些负责人的“右派路线”吗?听说本来问题不怎么严重,可是殷先生态度不好,脾气太倔了,所以越闹越升级。G君还告诉我另一件让我感到意外的事:几年前,殷先生在“破帽遮颜过闹市”的逆境中,硬是打赢了一场官司。有一位名流侵犯了他和家人的人身权利,他毅然挺身向法院提出控告,果然胜诉。这让我想起当年鲁迅向法院起诉高官名流的做法,真有些轰轰烈烈的感觉。我开始发觉以前对殷先生的印象大错了。他绝不是一味柔弱,而是外柔内倔,不,岂止是倔,简直是铮铮铁骨!
由此我又想到殷先生对吕荧先生的态度。1951年秋,山大搞了一场批判中文系系主任吕荧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不大不小的运动。我原先是吕荧先生的支持者,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转变了态度,写了批判文章。吕荧先生拒绝检讨,愤而辞职离校。殷先生跟吕荧从小就是同学和朋友,在运动中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1954年,我已毕业工作,暑假重访母校,在校园里遇见殷先生,他邀我到校门外的东方商场喝啤酒、吃煎包,问我是否和吕荧先生有联系,我说没有。他说:“吕荧先生对你是很器重的。”殷先生似乎把那一场批判吕荧的运动全忘了。我当时正在争取入党,把殷先生的这些言行都看作是“划不清是非界限”的糊涂落后表现。听了G君的叙述,我才感到殷先生不参与批判吕荧,并不是糊涂,而是一种清醒又倔强的坚守。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始后,殷先生在学术上焕发了青春,新著接连问世,学术地位也更加提高,担任了全省和全国语言学界的要职,身体和精神面貌也让人刮目相看。他以七十多岁高龄,毅然做了胃切除手术。起死回生后,郑重提出入党申请。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遇见老同学Y君,他兴奋地告诉我:殷先生入党了。在审批过程中,有的党员不同意,说他动机不纯,反右前他没有申请,改正后申请是为了“争口气”。这意见先是提到支部,支部还是通过了；后来又提到党委,党委还是批准了。这次和Y君交谈,还了解到殷先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具体情况。他的“右派”言论主要是两句话:“乌云遮了太阳,鲜花不能开放。”这是别人替他概括的。他在一次鸣放座谈会上说:有的积极分子为了表示向党靠拢,常向党组织汇报别人的情况,有些汇报并不实事求是,妨碍了党群关系,说得严重点,好比乌云遮住了太阳。他还说:毛主席号召除毒草、浇鲜花,非常英明,但首先要细心分辨什么是鲜花、什么是毒草,不然就会把鲜花当毒草除掉,鲜花怎么能开放?反右斗争开始后,殷先生的这些意见被简化成那两句顺口溜,硬说殷先生把共产党污蔑为乌云、把国民党美化为太阳、把胡风分子说成鲜花。殷先生不服。他所说有时汇报不够实事求是的积极分子是指同事Z先生。本来他和Z先生关系不错,平时也向Z先生谈过这个意见。他希望Z先生出来作证,可是在那种政治气氛下,Z先生怎能为他辩护呢?殷先生很气愤,又说了些不冷静的话,被定为“右派”分子,由教授降为教员。从此他和Z先生断绝了朋友关系。入党后就和Z先生在一个支部,虽然没有恢复友谊,却保持着正常的同志关系。
1993年盛夏,在一次气功健身报告会上,我遇见了殷先生,座位距离很近。他已骨瘦如柴,背也很驼,拿着一把竹篾编织的扇子。他听讲时全神贯注,有时还在小本本上做记录。散会后,他坐在会场外的水泥地上,摇着扇子,等候他的儿子来接他。我蹲着跟他闲谈,问他的饮食起居,他只说“还行,还行”。接着他把话题岔开,说起我的同事、语言学家高更生教授:“高更生,是个,老革命呀,十几岁,就干,武工队!……”虽然气喘吁吁,可是精神头儿很好。一会儿,他的儿子、儿媳共骑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殷先生横坐在后座上,由儿子在前面推着,儿媳在后面扶着,慢慢地离去。旁边有人问我:“那个老头是什么人?”我说:“是山东大学的名教授。”“名教授不能向学校要一辆轿车吗?”我说:“能要,不愿意要,这就是老教授的脾气!”那人很有兴致地接着说:“听说山东大学有个老教授,很有学问,可是真人不露相,经常破衣烂衫,喜欢在学校门外的小饭铺里,喝啤酒,吃烧饼,就花生米,是不是就是刚才这位高人?”原来殷先生的趣闻已经在市井演义、流传了。
一年后,殷先生因膀胱癌去世。我从告别仪式回来,反复阅读治丧委员会印发的《殷焕先教授生平》,其中省略了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那段经历。后来读了他在晚年所写的《自叙小传》,对他在鸣放和反右中的表现深表自责。他说:“记得是罗(常培)师出国前的某一天散步时,先生突然对我说:‘我看你能够合群的,这让我放心。我又看出你是外柔内刚的,一旦控制不住自己,一定会替自己惹到灾难。’在1957年灾难临头时,回想先生15年前所不幸言中的话,心里总有‘知我莫如师’的感觉。”殷先生如此反省他在1957年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成分,他在追求怎样的更高人生境界呢?所谓“入党是为了争口气”云云实在太不沾边儿了。他在写墨竹的诗中有一句是“从容不迫自惊人”,也许这是他理想人格的写照吧?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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