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杂谈】
关于理性话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我们可以做出努力而接近真理。”
□刘亚伟
近来社会上吁求共识的声音多起来,我以为这起码说明,现在终于来到了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的入口处,同时也标志着对分歧、异见存在的某种承认或默认。我乐观地认为,也许从此分歧、异见和多元化会获得更多存在空间。
在传统的专制或威权社会,是不需要共识的,需要的只是树立和捍卫统治者的绝对权威,需要造成社会成员对统治权威的绝对服从,然后就可以用“圣上明断”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继而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了。这种传统权威的塑造主要依靠两种途径,一是运用暴力,强制社会成员顺从一定的价值观念；二是制造神话,通过讲故事,使统治者神圣化、偶像化。可以说,由社会共识替代对传统权威的绝对服从,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本质性的标志之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梁漱溟与胡适、陈独秀由于思想见解不同,三人之间的思想交锋自是常事。一次,胡适发表《一年半的回顾》,文中说:《努力》杂志一年多来的许多文章都不及“批评梁漱溟、张君劢的文章有价值”。陈独秀作文响应说:“梁漱溟、张君劢被适之教训一顿,开不得口,是思想的一线曙光!”梁漱溟对此深有感触:“照这样说来,然则我是他们的障碍物了!”“这令我很难过。”
晚年,梁漱溟对儿子谈起这桩往事,感叹之余,谈到了应该以什么态度展开讨论,他认为这是必须首先辨明的问题。
梁漱溟认为,“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在这一点上,彼此是“有同的一面”,即大家都是愿为社会进步尽力的。他又说:“我不觉得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同时,梁漱溟又承认:“我们的确根本不同。我知道我有我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价值。”大家“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成功上还是相成的——正是相需的。我并不要打倒胡适之、陈独秀而后我才得成功”。
这种态度简要地说,或可用四个字概括:和而不同。
曾参加一次博友聚会,谈起某位网上名人的言论,席间有人很气愤,说这种人就该骂；有人不同意开骂,说骂他等于刺激他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有人反驳,那种人渣你还期望他会转变……桌上的人分成两拨争论起来。
这种情况很有代表性,很具中国特色。
“在现代社会里,形成共识的不是神话,也不是诡辩,而是基于自由、理性个人的公共话语。”(徐贲《中国“共识”需要怎样的理性话语》)关于理性话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我们可以做出努力而接近真理。”波普把这种理性称为批评理性主义,他认为理性的真实意义是向批评开放,不断听取批评和努力自我批评。
这就是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一书中所表达的意思:政治生活的可贵,正在于行为者彼此愿意给对方说话、表示的权利或地位。政治人进行对谈沟通,不只因为大家相信政治的场域是一个充满意见的世界,不能任意以真理为名阻遏意见的表达；而且也因为表述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行为,不论意见的内容如何,表述沟通会使得公众领域维持不坠。
(本文作者为自由作家、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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