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
2014年05月21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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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施京吾
一位作者说,“依附于书籍上的神性,如今已被斑驳得不成样子了。”那么,依附于读书人身上的灵性与虔诚呢?他们的神圣感、使命感在现代商业文化的诱惑下早已堕落得粉身碎骨,却依然要端出副“读书人”的派头。
多年以前,我读过周泽雄先生的杂文《我们为什么写书》,文章精悍有力、气韵生动,他在文章中尖锐抨击了知识界普遍存在的轻浮与功利,给我印象深刻。在读过这篇文章的一年后,同样是这篇文章,却被人斩头去尾、改头换面地以《为什么出书》为题“重新”发表了一番。我曾经询问刊发此文的编辑,对如此堂皇的抄袭行为是何态度?这位编辑吭哧了半天说:这位作者(指抄袭者)也是一位老作者了。如此解释,实在幽默,真不知道“老作者”三字何以成为抄袭者的免罪符。稍后几年,亦出现多起教授抄袭案例,抄袭者名气越来越大,抄袭的字数也越来越多,惹得学界一片哗然。但对此我已见怪不怪,既然老作者抄得,教授如何就抄不得?这些号称“知识分子”的家伙就这样对知识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文化队伍有这样的高级痈疽真令人无比惊讶。
进入近代世界,知识完成了技术和人文的分野,前者却将人物化成一种同样可以操作的工具,正是这种工具性遮蔽了人文精神的光泽,并将其驱赶到逼仄的胡同进行一番技术化的改造——从此,读书不再是名山事业,只是一帮伪读书人任意图解、用以粉饰思想苍白与精神空虚的迷彩服,是在社会交往中讨价还价的筹码。
然而,我们究竟为什么还要读书?
读书,不是在已有的古训中寻找生命的庇护,在人类文明艰难的行程中以求全身而退；读书,不是把自己的思想蜷缩于历史的教条中,在强权的阴影下亦步亦趋；读书,也决不是为了迎合现实的平庸做精心的媚俗准备,以期在某个幕后交易中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不幸的是,读书人的庄严与庄重却在文化商业化的浊流中消解得无影无踪,使文化变成一种可以在地摊上随意兜售、贩卖,可以随行就市的劣质商品,甚至还作出惨兮兮的可怜状以便待价而沽,只为卖出个更好的价钱——我清楚地看见过一位曾被追捧为“青年才俊”的知名作家,曾经那样义愤填膺地控诉社会不公,可谓字字血、声声泪,为此赢得一批颇为壮观的读者群。后来他“成功转型”,一转眼又开始声情并茂地讴歌起社会。当然,批判对象还是有的,如对西方殖民话语、霸权体系就充满了义愤,沉痛感简直撕心裂肺,这回为自己赢来的肯定不是只会虚张声势而毫无实际利益的读者了,不信问他自己。
由这样的读书人晋级而成的写书人,哪里需要什么独立的人格、圆融的智慧?是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者,还是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读者?无论怎样,实在是一副互相恭维而后又互相诓骗、互相攻讦的滑稽样。他们共同伪造出了一个蔚为大观的文化市场——正如那位曾经的青年才俊,原本理荒情浓,而后则不时陷入虚构大义之中。
不可否认,文明的进程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知识,在这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文化画卷上我们已不太容易做出如哥白尼式的、康德式的、1789年法国式的革命,然而,我们仅此便以为理解了这些革命的全部本质与意义,从此把书本及其文化以及全部人类文明看作放在计算器里便可轻松解读的公式,把读书人造化成“向钱看、齐步走”的当代俗物,这又岂止是知识界的不幸?
解读历史、寻根问源,此乃贤达境界,对于普罗大众或许是个太高要求,不能要求每个读者都随时随地饱含慧眼,洞穿真相,那我们不妨追问一下自己,在滚滚而来的商业大潮面前我们是否还保留了一些读书人的独立、淡泊与尊严?尽管已不必再将读书的目的终极化,一定要去承担怎样的使命,但如果我们对书本还留有一点真实的恋想,至少总还该有些真诚与诚实,至少总还该有些情调与境界吧。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我对自己的回答是: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清清楚楚、正大光明。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