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母亲
2014年09月0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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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艮
父亲陪母亲走过了60年的艰难人生,于2007年10月撒手人寰,撇下母亲孤零零地来熬剩余的岁月。
父亲的丧事完毕,如何赡养母亲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兄弟姊妹面前。从最小的儿子成家立业分门立户开始,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过日子已经十多年了。此时,母亲78岁。
望着母亲苍老、悲伤的脸,我百感交集。老人家七十多年的风雨历程是怎样走过来的呀!
母亲出生于1929年,解放前的二十年经历的是饥荒、战乱；此后的三十年,又是含辛茹苦,忍饥受冻；分田到户以后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可是不久心绞痛来了,冠心病时常发作,每年都要住一两次院,这给老人的心里蒙上了阴影。
母亲年轻时养育了八个子女(有两个夭折了),这众多子女的吃穿问题、患病孩子的医疗问题、已成年子女的婚姻住房问题,像一座座大山,需要多么坚强的脊梁才能顶得起!
而我,欠母亲的最多。七八岁时生病,是母亲的不放弃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快三十岁时,我的婚姻失败了,这不仅给父母招来了误解和辱骂,还又把另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了父母肩上。
离婚是我提出的,因此,独自抚养女儿而不要女方一分钱抚养费,我也就没有任何怨言,我有这份担当。可是,命运却跟我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再婚的妻子因为受不了谣言的中伤和侮辱,加上当时背负的债务造成的家庭的窘境,这一切让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孩子我没法带了,怎么办?
当我把六岁的女儿带到我的父母面前,母亲长叹一声:“唉!你这个孩子啊……”这一声叹息之后,父母便默默地挑起了这额外的担子,一挑就是九年!
老人养育子女,把自己的心血一点点沥干,无怨无悔。可是,等到年老了,需要子女反哺的时候,子女们却有了各种各样的借口!
我没有借口。即使从现在开始母亲瘫痪在床三十年完全由我来照顾,我也找不出任何推卸责任的借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
在噩梦中挣扎了多年以后,妻子振作了起来。2007年,妻子办的幼儿园刚刚迁址,仍在初创阶段,资金缺口很大,家庭用度往往捉襟见肘。为了节省开支,家中房子租赁了出去,我们就住在幼儿园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我们把母亲接来了。再安一张床,拉一道布帘子,把我们的床和母亲的床隔开,就这样安顿了下来。
此时正是冬天。每天早晨,我们两口子轮流早起生炉子。炉火旺起来,烟筒发出呼呼的响声,炉口和炉底透出的红光把仍然黑暗的屋子映得明亮起来。我想,此时,母亲那颗瑟缩着的心一定舒展开来,温暖起来。
那年冬天,电视台正在热播《闯关东》,每天晚饭后,母亲在床上拥被而坐,每集连续剧从头看到尾,看得非常入迷,还常常随着剧中人物的命运变迁发出感叹。妻子不忙的时候就陪着她老人家看,插空与婆婆交流几句。这种简单的娱乐形式给母亲带来了欢乐。
在外上学的女儿假期回来,先到奶奶跟前问候一声,老人便高兴得合不拢嘴了。
在这个忧伤、寒冷、漫长的冬天里,我的母亲没有感到孤寂。
天气极度寒冷的时候,母亲的心脏往往就承受不住了。我们就赶紧把她送到小区门口的诊所去输液。杜大夫医术挺高,服务态度又非常好。我们详细描述一番母亲的病情以及用药情况,杜大夫再结合自己的诊断下药。五六天或者一星期,最多十天,母亲感觉大有好转,心不再难受了,走路也有劲了。
母亲输液时,我们两口子如果都忙,没法陪护老人,老人家看到我们为难,就主动提出不需要陪护,说自己没事,别耽误我们的工作。我也常常开导母亲,不用太担心,人老了,身体的零部件都老化了,这是正常现象,打打针就好了。杜大夫、杜大夫的妻子和那里的护士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很爽快地承担起护理任务,给我母亲倒水,帮我母亲上厕所。这让我们非常感激,有时候想想,小诊所的这种人性化服务往往比大医院要好得多呢!
打上十天针,花费五六百块钱,母亲觉得心下不忍了,有时候会跟我说:“唉!都这个年纪了,什么都不能干了,光花钱,还活着干吗呢?”
这时我会跟母亲说:“娘啊!你八十多的人了(最近几年也常常这么说)还能自己穿衣吃饭,自己走路,头脑灵活,言语利索,这不挺好的吗?这不就是我们儿女的福吗?跟那些生了大病,一花就成千上万的比,你这就不算有病,不算花钱啊!跟那些瘫痪在床、屎尿都要别人擦洗的比,我们很知足啊!”
风烛残年的母亲还在时时为别人着想,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添负担。我们做儿女的,惭愧啊!
母亲为我们付出全部的心血,我们的回报,有母亲付出的万分之一吗?做儿女的应该时时记住“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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