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洋导师
2014年12月0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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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锋
这次到莫斯科访学,莫师大给我安排的导师叫弗拉基斯拉夫·杨琴科,姓“杨琴科”,由于叫“杨琴科老师”有些麻烦,我就叫他“杨老师”。本来是准备称他为“杨先生”的,可是见了面以后,发现这位洋导师比我年轻,是个很“酷”的大小伙子,尽管已经三十八岁了。出于自尊心的需要,只好管他叫“杨老师”。
说杨老师长得帅,是因为他长得像演员,高挑的身材,绝对的金发碧眼,高鼻梁,笔挺的西装,左手提公文包,右臂挎着风衣,风度翩翩。为什么说“绝对的金发碧眼”,因为一般俄罗斯人的眼睛是灰色的,头发也是灰色的。
杨老师经常到中国来讲学,他能说几句日常用的汉语,也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我给他带去的国画虽然不是出自什么名家,但他很喜欢,直接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以示对这件礼品的重视。因此,在我喜欢俄罗斯文化与文学,有点“俄罗斯化”的同时,我的洋导师则有点“中国化”了,两“化”遇到一起,能不相见恨晚吗?于是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尽管我们在语言上还存在着交流上的困难。
正像我们中国人常以自己所在单位为荣一样,杨老师也是如此,他把我带到语文系以及办公室、教研室、阅览室等地方参观,并以其历史悠久而自豪。确实,当我看到语文系楼前的一排排罗马式柱子竟有一百四十多年历史时,当我在阅览室看到桌椅都是一九一三年的时,很是震撼。不过在系资料室则发生了一次小尴尬,当杨老师向我介绍这几个书架是法国文学、那几个书架是美国文学,不想我问到中国文学在哪里时,洋导师的表情马上就紧张起来,他连连说“有的有的”,可是我仍不依不饶地问,最后杨老师指着一个角落的书架上头,说了句“都在那儿”,说完转身离开了。我非要仔细看,大概只有三四本的样子,都是俄译本,其中一本是《西游记》,当代的则没有。看到自己国家的文学就这么瑟缩在一个小角落里,心里一股悲凉,我们曾经多么关注俄罗斯文学啊,可是他们却很少注意我们的文学成就,这多不公正啊!
几天后,我开始听杨老师的课了。由于我听力和口语差,像很多中国人一样,是哑巴外语,因此,课听起来非常吃力,再加上杨老师可能是因为我要来听课的缘故,对这堂课做了充分准备(其实大可不必),讲了很多俄罗斯笑话和民谚,这更增加了我理解的难度,因此尽管课堂气氛活跃,但对我来说时间则显得那么漫长。
几天课下来,再加上水土不服,我感冒了,不得不请假。杨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一再给我发电子邮件表示问候,后来他就把所讲内容提前发给我,甚至还附有课堂上要提问的问题,有了这些准备之后,再上课就觉得容易多了,有时杨老师提问问题,学生们都答不上来,我则脱口而出,这还常常引起俄罗斯学生的惊羡,我则也有几分小得意,其实这都是我与杨老师“合作”的结果。
由于教师收入低,杨老师同时还在几个学校上课,就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们,只有这样拼命干,才能在高物价的莫斯科维持住生计,更何况他的妻子正在待产,这都需要钱。就是这样,杨老师还是陪我去了莫斯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和图拉的托尔斯泰庄园,后来他又联系彼得堡的朋友,在那里给我提供了管吃管住的地方,以方便我参观游览。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自视甚高的民族,常常表现出很强的“主人翁”姿态。但杨老师对我的关心却是无微不至的,他的心地善良以及对中国人的友好,并不亚于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并不需要地域来界定,而是需要一颗高尚的心灵,更何况杨老师还有一个高尚的外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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