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版】
□冰心
我们的家,确是一个安静温暖而又快乐的家。父亲喜欢栽花养狗；母亲则整天除了治家之外,不是看书,就是做活,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学伴们到了我们家里,自然而然地就会低下声来说话。然而她最鼓励我们运动游戏,外院里总有秋千、杠子等等设备。我们学武术、学音乐(除了我以外,弟弟们都有很好的成就)。母亲总是高高兴兴的,接待父亲和我们的朋友。朋友们来了,玩得好,吃得好,总是欢喜满足地回去。却也有人带着眼泪回家,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或是他的母亲同他不曾发生什么情感的关系。
我的父亲是大家庭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兄弟姊妹很多,多半是不成材的,于是他们的子女的教养,就都堆在父亲的肩上。对于这些,母亲充分地帮了父亲的忙,父亲付与了一分的财力,母亲贴上了全副的精神。我们家里总有七八个孩子同住,放假的时候孩子就更多。母亲以孱弱的身体,来应付支持这一切,无论多忙多乱,微笑没有离开过她的嘴角。我永远忘不了母亲逝世的那晚,她的床侧,昏倒了我的一个身为军人的堂哥哥!
母亲又有知人之明,看到了一个人,就能知道这人的性格。故对于父亲和我们的朋友的选择,她都有极大的帮助。她又有极高的鉴赏力,无论屋内的陈设、园亭的布置,或是衣饰的颜色和式样等,经她一调动,就显得新异不俗。我记得有一位表妹,在赴茶会之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到了我们的家里。母亲把她浑身上下看了一遍,笑说:“元元,你打扮得太和别人一样了。人家抹红嘴唇,你也抹红嘴唇,人家涂红指甲,你也涂红指甲,这岂非反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你要懂得‘万朵红莲礼白莲’的道理。”我们都笑了,赞同母亲的意见。表妹立刻在母亲妆台前洗净铅华,换了衣饰出去。后来听说她是那晚茶会中被人称为最漂亮的一个。
母亲对于政治也极关心。三十年前,我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平常传递消息、收发信件,都由母亲经手。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一个大雪夜里,帮着母亲把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不久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我说:“那些不是书吗?”母亲轻轻地捏了我一把,附在我的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
辛亥革命时,我们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馆里。我的职务,就是天天清早在门口等报,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她还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我那时才十岁,也将我所仅有的十块压岁钱捐了出去,是我自己走到申报馆去交付的。那两纸收条,我曾珍重地藏着,抗战起来以后不知丢在哪里了。
“五四”以后,她对新文化运动又感了兴趣。她看书看报,不让时代把她丢下。她不反对自由恋爱,但也注重爱情的专一。我的一个女同学,同人“私奔”了,当她的母亲走到我们家里“垂涕而道”的时候,父亲还很气愤,母亲却不做声。
客人去后,她说:“私奔也不要紧,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
她对我的弟弟们的择偶,从不直接说什么话,总说:“只要你们喜爱的,妈妈也就喜爱。”但是我们的性格品味已经形成了,妈妈不喜爱的,我们也决不会喜爱。
她已死去十年了。抗战期间,母亲若还健在,我不知道她将做些什么事情,但我至少还能看见她那永远微笑的面容,她那沉静温柔的态度,她将以卷《天讨》的手,卷起她的每一个儿子的畏惧懦弱的心!
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至少母亲对于我们解释贤妻良母的时候,她以为贤妻良母应该是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
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他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
(本文摘选自冰心《关于女人》,部分段落有删节)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