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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杏林
欢欢乐乐过大年。我从妈妈的女儿,成为儿女的妈妈,又从奶奶的孙女,熬成孙子的奶奶,大年已过了七十多个,仍年年盼,年年忙,年年乐。但仔细品味起来,年里有深深的时代印记,也有鲜明的人生体验,人在不同年代,不同年龄段,过年的滋味还真不一样。
童年时,衣食都由父母操持,年货都由父母采买,应酬都归父母打点,过年对我来说,就是无忧无虑地坐享其成,而且是全年之最。过了腊八,我就一门心思盼年,充满了孩提时代的纯真味儿。因为只有到了过年时,才能集所有期盼的好事之大成:穿新衣、戴新帽、赏花灯、放鞭炮、逛大街,吃得过瘾,玩得开心。过年是一年里最热闹最欢乐的日子,能不热盼吗?可一过了正月十五,就像最喜爱的玩伴远走了一样,心里充满了留恋和失落,总觉得距离下一个新年是那么漫长而遥远。
少年时,正值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是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改天换地的火红年代,过年都充满了革命味儿,舍弃了许多传统的讲究,不提倡旧时的风俗,一切从新从简。特别是1958年以后,农村一到冬季农闲就大修水利,城市里,各行各业也都大干快上,搞革新上项目,当时春节最响亮的口号是“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再下手”。我们青年学生,年前年后也忙得不可开交,中小学生要协同街道,不是敲锣打鼓慰问烈军属,就是送米送面照顾困难户,再就是手抱扫帚清扫大街小巷。大学生要配合省、市宣传部组成演出队,进工厂、到农村、下连队,慰问工农兵。我们一家人,常常在初一吃了饺子就各忙各的去了。那时,大年初一兴团拜,所有人都到单位,或举行仪式,或开茶话会,相互拜年,相互祝福。刚实行团拜时,大家都觉得有一种新鲜、团结、热闹的革命大家庭的味道。这种过年形式一直延续了好多年。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最困难的岁月,也经历了最荒诞的时期,不过,困难和动乱都阻止不了大年的脚步,年还是如期而至,只是味道,有些清贫、清淡、清苦。
1961年,我到北京接怀着8个月身孕的姐姐来过年,那正是大歉年时期,物资供应奇缺。姐姐为了能给父母和孩子过年准备些食品,就把好几个月的供应从嘴里省下来,积攒起来往回带。她把放不住的肉馅蒸成包子,又带上北京春节供应的所有东西,包括白面、大米、鱼、肉、白糖,还有她自己早准备好的冻豆腐等,让我用四个旅行包一股脑背了回来。虽然是坐火车,可光上下车的路,也够我一个人扛的,回到家一看,我的双肩都肿得老高。累是真累坏了,可我心甘情愿,从那以后我知道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辛苦和责任。
我做了母亲后,就暗下决心,每一个年我都要尽力让我的妈妈和孩子们过得像模像样。可决心是决心,现实是现实,在那种实行票证定量供应的年代,过个好年,谈何容易?从过完这个年,我就要开始筹划和准备下一个年。调度着一年的供应,积攒着一年的布票、棉花票,按月存储5块钱,作为零存整取的春节专用资金。只有筹划好了,才能保证过年时全家人都能穿上我亲手缝制的新衣,吃上可口一点的传统年夜饭。现在想来,当时我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女儿,辛辛苦苦地忙年,那才是快乐十足的年味,那种味道里,有幸福,有甜蜜,有满足,还有自豪。
改革开放后,国强民富,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我也升了辈分,当了奶奶。如今过年,越来越红火,越来越讲究。儿孙满堂了,年货丰富了,气氛浓烈了,我过年的心气也越来越高了。现在,我非但不用再操持一家老小的衣物,反而早就开始坐收孩子们的各种高档礼物。不过,趁着我和老伴身体还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为儿孙们忙年,为孩子们准备各种年货,蒸、煮、烹、炸各种传统美食,摆鲜花,贴福字,眼巴巴盼着儿孙们回来过个幸福年。
人到老年,觉得一年一年过得太快了。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国泰民安,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就是最浓最美的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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