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系列谈
普通人的抗战更深入人心
2015年06月0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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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畅
七八十年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虽然只是一瞬间,但却足够几代人出生、成长与死亡。对于经历七八十年前那场血雨腥风的民族战争见证者而言,“屠杀”、“苦难”、“抗争”等画面已经定格在他们逐渐模糊的记忆之中；对于只是从书本和亲历者口述中获得抗战历史的后来者,祖辈们那段艰难的岁月已经渐行渐远,难以感同身受。
很显然,如何开展抗战历史教育,使年轻人和未来者更加深刻地感知中国人民这一段苦难、奋斗、抗争的历史是一项综合工程,单就抗战历史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而言,有四点值得我们重视。
既要重视历史进程教育,也应注重人文关怀。现有抗战历史教育一般遵循“背景—过程—结果”模式,暗含“日本策划、实施侵华战争及其最终失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抗战的最终胜利”两条主线,主要介绍历史背景、方针政策、重要事件等内容,基本上属于宏大叙事,较少见到“人”。“人”即使出现,也是各派政治力量中的“精英”,很难见到作为普通老百姓存在的“人”。既然这段历史难以与自己的家人、宗族、村庄、街道相联系,也难以与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直接相联系,也就不容易甚至不愿意真心去“感知”。为此,抗战历史教育应更多地重视普通民众的历史,书写他们的苦难、命运和生存实态,从而引发和平年代普通年轻人去了解、探究那段历史的欲望。
既要重视揭露日军暴行教育,也应注重探讨日军施暴原因。现有抗战历史论著和各级教材,关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和毒气战、掳掠劳工、三光政策、无差别轰炸等暴行,有较多的书写,揭露和谴责日军暴行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够的。研究者和教育者还应该有更加深刻的思考:是什么文化心理导致作为个体彬彬有礼的日本人在战场上对同类生灵的残杀竟然生出邪恶的快意?显然,“大和民族优越论”是最为重要的深层文化原因之一。前日本28联队军人大前嘉曾忏悔说:“那时,认为中国人是蝼蚁之辈,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杀死蝼蚁之辈,还会受到什么良心责备吗?”我们不仅要研究日本文化中的“菊”与“剑”,更要将其告知年轻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危机感,才会感知“历史并不遥远”,才会感知“历史有可能重演”。
既要重视传统灌输式教育,也应发挥学习者的主动性。如同其他学科教育一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历史教学也基本上是填鸭式教育,受教育者在学习过程中是被动的,学生学习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考试,而不是感知历史本身。更为严重的是,小学和中学的历史课一般被定位成不甚重要的“副科”,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也被视为容易通过的“公共课”,不被学校重视,不受学生待见。为此,必须改变以教科书为绝对中心、以传授知识为绝对目的的局面,应让学生收集、研究其感兴趣的抗战历史资料,开展课堂讨论,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课堂之外,应当组织学生观看抗战历史影片、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祭拜革命烈士陵园,并在相关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时开展抗战历史教育。只有主动参与的课堂学习和丰富多彩课外教育相结合,年轻人才有可能对那段历史有某种程度的感知,才有可能入脑入心。
既要重视抗战历史专业教育,也应注重抗战历史公共教育。研究性的抗战论著阅读者毕竟有限,电影、电视剧、网络游戏、通俗读物才是普通大众了解抗战历史的主要途径,像《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电影和连环画影响了20世纪50—7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抗战记忆,而“80后”、“90后”、“00后”抗战历史公共教育途径虽然丰富多样,但是并不见得能够吸引他们,很多年轻人对抗战影视作品没有兴趣。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抗日神剧”戏说抗战历史,甚至歪曲抗战历史,它们可能篡改成年人的抗战历史记忆,也可能形塑年轻人的抗战历史观念,实在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梁启超有言:“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西哲塔西佗曾云:“我认为,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悬为对奸言劣行的一种惩戒。”历史教育的功能及其重要性毋庸多言矣!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崛起,面对国内年轻人抗战历史的没有兴趣乃至漠视,如何加强抗战历史教育,值得我们更及时采取措施!(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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