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先生告诉中国读者，“印度的腐败程度难以想象”，这非常让我吃惊。印度确实有很多腐败，腐败确实有传统因素的影响，不是光靠民主就能解决的。可是，郎咸平这个一年到头在大陆捞钱的人，说他发现印度腐败“难以想象”，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根据“全球腐败指数”，印度和中国的腐败水平，基本是不相上下，同一水平的，都是在七十几名。印度是一个地方自治的分权制国家。所以腐败也各有特点。在我看来，印度的腐败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分沾机制，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侵占机制。

    而让郎咸平判断印度不如中国的最主要例子是：香港一个大集团的CEO，他带着香港的商会去印度投资，回来抱怨说，“在内地我做个生意，可能会找内地官员和人脉，问题不大，成本并不是很高。但印度不行，我找了那个A部门还不行，B还要说话，B说完之后，C又出来说了，到最后我发现，我请了一堆人出来，没有人能办事。”

    这体现了他最根本的逻辑，在中国，郎咸平认为只要花钱就好办事，而在印度花钱也不见得好办事，就觉得中国比印度好。从此你就可以理解郎咸平所提倡的法治到底是什么货色，也能理解他的道义包装背后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这种腐败模式的差异，也造成了经济结构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巨头，更多钱权交易，明显的表现是比如中国的富豪榜上，几乎多数都是地产商，依靠从政府拿地赚钱，而印度排名在前的富豪，几乎没有地产商，而是以Infosys为代表的世界级软件巨头；甚至想收购宝钢的更加国际化的米塔尔钢铁；搞实业的汽车巨头塔塔……这些在国际舞台上的印度企业家，用周其仁教授的话来说，“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

    印度的企业环境和企业家精神，不说学习，至少也应该值得很多中国企业和学者的借鉴，而不是像郎咸平那样出于无知，或者忽悠老百姓以自恃高明的嘲笑。

    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应该为苍生说人话，而不是为人治的强权唱赞歌。

    (摘自《时代周报》作者：郭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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