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文豪

    “当一个艺术家谈起另一个艺术家，他谈的其实始终是自己（间接地或拐弯抹角地），他的判准也在此表现出来。”米兰·昆德拉论析画家培根的这段文字，其实很适合移来形容他的新书《相遇》———他不断地在其中“谈起另一个艺术家”，而“谈的其实始终是自己”，时而直接，时而又“间接地、拐弯抹角地”，但始终清晰无疑、毫无游移的则是他独到的美学“判准”。

    《相遇》不急切去追问什么、打破什么、推倒什么，这里有的是一份美学上的“私人名单”，从拉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培根到勋伯格、费里尼、米沃什等等。是的，八十岁的昆德拉已经不需要再击倒谁了，他已经活到了有能力选择和自己喜欢的人相遇相处的时候，即便只是在文学中。

    “和我的思考以及回忆相遇；和我的旧主题（存在的和美学的）还有我的旧爱（拉伯雷、杨纳切克、费里尼、富恩特斯……）相遇”，这段封扉上的话，精准点明了本书的主题———和喜爱的人相遇，和喜爱的主题与美学相遇。同时这两者自有不可裁割的关涉———前者作为后者的个案与说明，后者作为前者的背景与依凭。书中一篇为纪念电影诞生百年而写的文字，实在精辟醒豁。在昆德拉看来，1895年发明的“电影”并非是天生自然的“艺术”，毋宁说这是一种“让人得以捕捉、呈现视觉影像，并且保存、做成档案的技术”。这种新的技术深刻持久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并直接导致了两种结果，第一，让人变笨的主要行动者，第二，全球性的偷窥行为的行动者。电影，从此也分道扬镳，一种是“作为艺术的影片”，另一种是“作为技术的影片”，且前者的重要性远低于后者。

    这种“相遇”不会止步于旧爱和美学上的“相遇”，它的第二层意义在于这些旧人、旧主题引领昆德拉从“他乡”找到“本乡”，一种身份意义上的“相遇”。书中有整整一个主题是关于他乡与乡愁的。作为不得已出国的带根的流亡者，昆德拉需要在作品中一次次浇灌、夯实自己的“根”，需要选择与他有美学共鸣的一个个艺术知己“相遇”来加固他的“根”。不过首先必须提请各位注意这一主题中的首篇文字，《解放的流亡》。昆德拉到底是昆德拉，他不会将“流亡”这一严肃深刻的主题滥情化、通俗化，关于这点我们实在看得太多了。他明确指出，“同情的敏感给流亡的问题罩上了催人热泪的道学浓雾，也遮蔽了流亡生活的具体特质”，但其实“流亡”未尝不是“一次解放的开始”，拥有好几个国家的生活经历对艺术家而言有巨大的裨益。而一个艺术家或能摆脱政治上的权力限制，不过千辛万苦获取来的自由很有可能马上被自己毁弃，被自己那种“人们对于国家的责任感”的陈腐观念毁弃———我们只是“反刍着人权的刻板印象，同时持续地将个人视为国家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