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7年10月。天空高远,校园里一片秋色。我几乎每天都要穿过的那一大片粗大的杨树林子已变得烂漫和萧瑟起来,在杨树林子中央,紧贴着地面,矮矮地生长着一大簇火炬树,枝叶披纷,红得耀眼。
小聂就是穿过那一大片杨树林子经过那一大簇野泼泼的火炬树来到我家的。那时我住在学校的一幢筒子楼里,是师生混合楼,人声鼎沸,老鼠乱窜。我就在那样一个地方,神情恍惚地,不尽如人意地,煎熬着最后的青春岁月。
小聂来的那天,我家的煤气罐已经用空了一个多月,我扛不动那个铁皮家伙,也没有人肯伸手帮一下忙,于是就一直拖着不去换煤气。饭总是要吃的,只好天天用电饭锅煮蘑菇鸡蛋汤,所以我招待小聂的第一餐午饭就是满满一大锅蘑菇鸡蛋汤。被她的眼睛唬住了,这个姑娘的眼睛长得未免也太大了些吧,跟脸上其他部位已经不成比例。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她可是安装了两扇落地大圆窗,加上眼皮双得厉害,应该算作欧式的套窗,以长睫毛做窗帘也遮掩不住多少,就那么黑白分明地裸露着,含蓄不起来。又都说眼睛会说话,那她的这一双眼睛忽闪忽闪的,简直像在大放厥词。我在她的神情里看到了当下同龄女孩子所没有的质朴和率真。
小聂来的那天,我正在电脑上照着写好的草稿输入一个中篇小说,我刚刚学会打五笔字型,打得很慢。小聂说她打得快,提出来替我打。我也没有客气,就让这个才第一次见面的陌生姑娘替我打字了。我的草稿难以辨认,就坐在旁边念给她听,她坐在电脑前面,就那样一直打了下去。我念到其中一些好玩的细节,会自己忍不住笑起来,她也露出笑意,我们合作得很默契,省掉了一切客套,似乎已经相识很久了。她打字速度可以用“迅疾”来形容,手指仿佛只是在键上乱摸乱弹,看上去眼花缭乱,字却准确无误地出现在那里了,听上去吧嗒吧嗒的,像机关枪在扫射。原来打字也可以这般潇洒。就这样在屏幕光标令人晕眩的移动中,天渐渐黑了下来,老天似乎也按了回车键,把白天变成了夜晚。我提出下楼去饭馆吃饭,小聂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建议还是在家里吃,以免影响打字进度,要一气把稿子打完才好。于是我义不容辞地开始做晚饭了,又用电饭锅煮了一大锅蘑菇鸡蛋汤。
第二天我把小聂领到中文系去,我目送她走进教室,她的步子迈得很大,有些豪迈,就这样她成了九七级新生。有时候我站在讲台上,看见她坐在那里,大眼睛跟车轱辘似的,就想笑。从此以后,我常常把脑袋伸进教室门缝,喊声“小聂”,或者敲开女生宿舍的门,问声“小聂在吗”。
接下来,我跟小聂在一起,度过了六七年时光。我们同吃同住同行,关系不像师生,而像同学或者姐妹。上帝在我人生最不如意的时候,送来了一个小聂,使这冷酷的人生变得有了温情,似乎可以忍受了。可以说,那是多少年以来,我感到最快意的日子。我常常于幻觉之中把自己当成黛玉,把她当成紫鹃。我有一首诗叫《在八里洼》,在那里面写道:“黄昏我抱着书本出现在菜市/拎回一捆油菜和一袋樱桃/小聂正走在来我家的途中/她的大眼睛不停地在说‘我多么快乐!’”
只是到了最后,现实中的情节有些黑色幽默了,紫鹃率先跟着中意的公子跑掉了,结婚了生小孩了,过上了幸福生活,抛下黛玉一个人住着,动辄做诗,把一幢破水泥楼当成潇湘馆。
一个又一个秋天过去了,小聂到来时穿过的那片粗大的杨树林子,早在决定扩招的那年,在一夜之间被推土机推倒了,在那里很快盖起了学生宿舍楼,而早在杨树林子被推土机推倒之前,林子中央那一大簇火炬树就先被砍掉了。
只是每到秋天,尤其是深秋,我的心都会变得澄澈起来,都会想起那片杨树林子和那一大簇火炬树,想起那年异常斑斓的秋色,想起小聂最初的到来,真的,她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那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