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8月下旬，我去五台山参加“儒、释、道三教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连续几天的学术交流、参观考察中，我发现唯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学者无论在何种场合，几乎一言不发，十分低调；而此人一表人才，双目炯炯有神，眉宇间有一股忧郁之气，看来决非等闲之辈，甚至感觉这张脸似乎在哪儿见过。

    第四天晚上，我终于抑制不住好奇心，轻轻地敲开老学者的客房门。我递上名片，表示想彼此认识一下，老学者一看我是上海来的，眼中倏地闪过一道波光，遂客气地让座。老学者也回我一张名片，但见名片上赫然写着两个黑体大字“艾若”，什么头衔、职称都没有。

    交谈中，当艾若得悉我毕业于华东师大历史系，并聆听过著名学者苏渊雷教授的课，立马打开了话匣子。他紧锁双眉，深情地说，苏渊雷是他的忘年交，苏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流放到黑龙江后，他正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执教，于是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艾若特别崇敬苏先生具有深邃的佛学思想，从而使他们能以一种超然的境界，冷对人生的苦难，让人性的光芒穿越黑暗的时空。后来，苏渊雷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回到了上海，但他们的友谊一直未中断。当时，苏先生仙逝不久，艾若怀着痛惜、苦楚之情，向我了解了追悼会的情况。

    随之，艾若意味深长地说，佛学宛若一座灯塔，帮助他走出黑暗的人生低谷，所以他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自己任主编的《中国历代僧诗全集》。《全集》收录了佛教从东汉至1911年(时间跨度长达一千余年)，10.4万余名诗僧总计近13.5万首诗作，洋洋2500万言。艾若称《全集》为“独辟诗国的禅学秘境，古今最大的诗歌总集”，更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大抢救。其中近4万首诗，选自从未发表过的诗僧的手稿、珍本、孤本、稀见本，不少诗作出自首次面世的秘笈，这些禅诗将人生的内涵和境界高度概括于佳句之中。

    是夜，皓月当空，凉风轻拂，在这座神秘的佛教圣山，我还向艾若请教了一些学术问题，他侃侃而谈，俨然一名饱学之士也。

    翌日下午，我们去参观最后一座名寺———位于南五台，始建于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的金阁寺。金阁寺在群山环抱的西北岭畔，果然金碧辉煌、气象庄严。老方丈请一位在北京大学读到二年级便来五台山出家的小和尚讲解。那小和尚眉清目秀，口若悬河，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讲到唐代儒、释、道三教合流，乃至金阁寺的秘史；从古希腊的文明讲到文艺复兴，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小小年纪，居然将中外哲学、宗教融于一炉，思想火花竞相闪烁。众多学者听得如痴如醉，突然，艾若激动地展开双臂，向前紧紧地抱住小和尚，声情并茂地说：“你讲得太棒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年龄，就对学问，对佛学有如此造化，你好好修行，将来前程无量啊！”

    当我们步出金阁寺山门时，正值黄昏，极目远眺，山风呼啸，林涛滚滚，山峦泛金。猛地，万里长空显出一道绚烂的彩虹，一群老鹰盘旋着破云远去，学者们见状，人人称奇，艾若更是雕塑般虔诚地仰望苍穹。

    研讨会结束当晚，与艾若住一间客房的桑教授将我拉到一个山坡，神秘兮兮地告知，艾若乃周扬的大公子也。我恍然大悟，艾若的相貌简直跟刊登在《文汇月刊》封面上的周扬肖像一模一样。桑教授还说，艾若之所以有忧郁之色，为人低调，这与他苦难的童年有关。艾若1928年出生于上海，后来一直随母亲在湖南益阳老家生活。几年后，周扬同苏灵扬另组家室，艾若母亲悒抑而亡，从此艾若带着两个弟弟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过着非人的生活，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才与父亲见上一面，其间整整相隔11年！周扬深感内疚，便将艾若和弟弟们分别送往华北大学、育才中学继续上学；而艾若因在抗战后期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远征军，以及周扬后来几番落难的关系，他从未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晚年仅仅在鲁迅文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桑教授还说，艾若在黑龙江长达33年，“文革”中差点被整死，他平生最怕学生遭遇人生之不幸，并经常为穷苦学生掉泪、捐款捐物……

    我听完桑教授的介绍，望着满天星斗，脑海中泛起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扉页上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