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杨凡

    “任何传统体制下做科研，都有束缚，必须独立自主。”21日，当张建国总结华大基因发展之路时说出这句话，记者感觉有点耳熟。

    几天前，当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发表致考生和家长的一封信，表示将自主招生、自授学历和文凭时，也曾说过“改革势必与传统体制发生冲撞，中国大学有活力必须打破学位铁饭碗。”

    不同的语句，同样的表达。一个是从注册伊始就挂着“民办非企业单位”牌子进行独立科研的华大基因，另一个是等了三年没等来招生批复被逼自授文凭的南方科技大学。值得玩味的是，二者同样发生在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其实，如果追究华大基因的发展路线，深圳并不是最初之选。张建国介绍说，“成立时选址在北京，依托中科院遗传所申请。但后来，我们发现，要想在科研领域得以持久探索和进步，必须跳出传统体制的束缚，只有独立自主才能养活自己。”

    2007年，华大基因总部迁移，主力南下深圳，成立了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深圳是特区，环境更适合突破性的工作。而深圳政府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支持。”张建国介绍，目前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所在的办公地点是一片工业区，可以享受到较低的租金，政府在人才引进方面也有政策扶持。

    早期，华大基因研究院的运转是自己做项目，同时申请国家课题研究。“目前，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是两条腿走路，在全世界范围内提供科研合作，以服务形式来支撑研发投入。”张建国将这一模式归结为中国科研机构中“独一无二”的。

    谈到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南科大，张建国表示“对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处境深有体会”。他表示，“无论是大学还是科研机构，都需要跳出传统体制才能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还有另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南科大和华大基因对人才的喜爱有着相同的偏好：同时对一个10岁的孩子发生了兴趣。前者招收他作为第一个学生，后者邀请他到实验室参观科研。这个孩子就是来自山东泰安的苏刘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