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地方两会纷纷召开，GDP指标纷纷出台。今年的现象是，东部沿海地方GDP指标低于西部地方。GDP指标“东低西高”，马上引起了一种解读，那就是东部地区告别了GDP崇拜，而中西部地区仍然没能摆脱，先进者再次被解释为先进，而落后地区继续冥顽不灵。

    这样的解读，实在是破绽百出。

    GDP固然不可以成为崇拜的对象，但究竟也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指标，同时是一个地方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前提。GDP不能崇拜，大家就都不能看GDP，那么用什么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就算是东部地区，GDP指标还是定为8%左右，放到世界上，同样也是令人惊讶。

    中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体现于城乡，尤其体现于地区之间。东中西部，虽说都“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但差别之大，也令人吃惊。GDP总量，东部有的地方一个城市超万亿，西部有的省份才千亿；人均GDP，东部有的地方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西部有的地方大概算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水平。

    西部地区GDP总量小，增速快一些，问题仍然不大；东部地区GDP总量高，增速慢一点，增量仍然不小。千亿GDP，增速15%，所获不过150亿；万亿GDP，增速8%，所获就是800亿了。这就类似于以美国比中国，美国增速3%，中国增速6%，差距仍然巨大。若以为一旦“科学发展”了，东部和西部都要GDP增速下降，那不就是说西部永远贫穷落后才算“科学”？

    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有长久的历史原因，也有相当部分是近几十年“先沿海，后内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安排。在战略安排中，既有国家的税收减免，也有国家的项目投注以及各种改革先行试验的优惠。不过，总结发展原因，人们更愿意讲“思想解放”，哪里先发展，是因为哪里先解放了思想。这就使得发展差异问题都归结于人的思想开明程度不同，而不说思想开明也有着先后安排。这是将发展水平“品德化”的一种归纳。

    按照战略安排，还有“先富帮后富”的考虑，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先富帮后富”做得怎么样呢？说自己已经富得可以去帮人的地方不多，大家都在强调自己“发展不够”。“共同富裕”仍然是遥远目标，一些先富地区的注意力在看向国际领先水平，而不在国内后富地区身上。

    GDP指标东低西高，完全是正常的。东部先富者，或有适当调低GDP的本钱，西部“待富者”(厉以宁先生的发明)，没有放低发展的资本。或谓，中西部GDP指标高，资源不可承载。资源承载力确实是问题，但不正是要转变增长方式吗？何况，有一个道理，是讲国际碳排放的，发达国家早就碳排放过了，发展中国家现在要发展，适当的碳排放增加不可避免，因为这是发展权，所以先发达的地方，要为减少碳排放作更大的贡献。同时，还要承担更多的共同发展责任，例如担负更多的国际支出义务。这样的道理，我看放在解决一国之内的发展平衡问题上，也是适用的。

    GDP崇拜是要破除的，但也不要见了GDP就头疼，尤其是不要见了贫穷地方GDP增速不减就恼火。贫穷地方被认为思想不解放才落后，已是不公正的说法。刚要继续增长，又被视为“GDP崇拜”，好像只有贫穷者永远贫穷下去才好，这是更大的不公正，是固化不平衡。过去是“思想不解放”，现在是“发展不科学”，贫穷地方的存在，不是为了使富裕地方永远有指责的对象和心理骄傲的来源。